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出生于1939年4月19日（伊朗历1318年1月29日，伊斯兰阴历1358年2月28日），阿亚图拉•赛义德•贾瓦德之子，伊朗伊斯兰革命第二位领导人。

第一章  生平

第一节  家族

  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出生于马什哈德一个宗教世家，其曾祖父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塔夫雷斯是阿夫塔斯家族的赛义德（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其世系可以追溯到苏丹•乌莱玛•艾哈迈德（以苏丹赛义德•艾哈迈德著称，伊玛目赛贾德第五世孙）。其祖父赛义德•侯赛因•哈梅内伊（伊斯兰阴历1259年-1325年）出生于哈梅内城，长大后求学纳杰夫并从师于赛义德•侯赛因•库赫•卡米尔（SeyedHossein Kohkamiri）、法兹利•埃尔瓦尼（FazilIravani）、法兹利•沙尔巴尼（FazelSharbani）、米尔扎•巴克尔•沙基（Mirza Baqer Shakki）、米尔扎•穆罕默德•哈桑•希拉兹（MirzaMohammad Hassan Shirazi）等著名学者；在纳杰夫宗教学院完成宗教必修课程之后，他在该学府又开始了教法学领域和教育学领域的课程学习。伊斯兰阴历1316年他回到伊朗的大不里士后成为了塔利比耶学校的一名老师，并担任了大不里士贾马尔清真寺伊玛目一职。赛义德•侯赛因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也是一位支持立宪运动的学者，他始终鼓励人们支持和保护立宪运动。他曾经把自己科学方面的著作《教法问题诠释》、《教法原理法则》、《谢赫安萨里教法经营》、《教法原理的益处与诠释》等捐赠给了纳杰夫舒什塔尔侯赛尼耶图书馆。立宪时期著名圣战者谢赫穆罕默德•哈亚巴尼是赛义德•侯赛因的女婿，而纳杰夫著名学者阿胡德•胡拉桑尼以及沙里亚提•伊斯法罕尼的得意门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伊斯兰阴历1293年-1353年）（以“信使”著称）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叔叔，他对当时的各种宗教与社会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同时也是一位支持立宪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父亲赛义德•贾瓦德•哈梅内伊（1895.12.7–1986.7.5）是当时著名的宗教学者和宗教权威人士（穆智特哈德）。他出生于纳杰夫，童年时期跟随家人迁移到了大不里士城。在完成各阶段的学习后，大概在伊斯兰阴历1336年（以下简称‘伊历’）迁移到了伊朗圣城马什哈德，随后跟随马什哈德著名宗教学者哈吉阿嘎•侯赛因•古米（Haj AghaHossein Qomi）、米尔扎•穆罕默德•阿加扎德•胡拉桑尼（凯法伊）、米尔扎•马赫迪•伊斯法罕尼和哈吉•法兹尔•胡拉桑尼等学习了教法学和教义学，后又从师于哈基姆•沙赫迪以及谢赫阿萨杜拉•亚兹迪学习了哲学。伊历1345年他再次求学纳杰夫，并从师于纳杰夫著名学者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赛义德•阿布哈桑•伊斯法罕尼以及齐亚丁•艾拉格等，后经这三人推荐获得了“伊智特哈德（法学权威人士）”称号。回到伊朗后他定居马什哈德，随后开始了教学生涯，并成为了马什哈德萨迪格大巴扎清真寺（阿塞拜疆人清真寺）的伊玛目，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古赫尔•沙德清真寺聚礼时的伊玛目。他是一个对阅读很感兴趣的人，他和许多宗教学者如哈吉米尔扎•侯赛因•阿巴伊、哈吉赛义德•阿里•艾克拜尔•胡伊、哈吉米尔扎•哈比卜•马利克等经常进行学术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学者，对世俗事务毫不关心，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他的孩子们虽然是政府的高官，但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由于他高尚的人格，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伊朗历1986年7月5日，他与世长辞，埋葬在了伊玛目礼扎（愿主福安之）陵园后面的院子里。伊玛目霍梅尼（愿主赐福之）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父亲去世之后向其致哀，并认为他的父亲阿亚图拉•赛义德•哈梅内伊（AyatollahSeyyed Javad Khamenei）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学者和尊敬的“穆智特哈德”（法学权威人士）。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母亲米尔•达马迪（1914年-1979年）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女性，她熟知《古兰经》经文、圣训、历史和文学。她是一个非常坚忍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们尤其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巴列维政权斗争的过程中，她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文献中心档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外祖父阿亚图拉•赛义德•哈希米•纳杰夫•阿巴迪（伊历1303-1380）（系米尔•达马迪家族人，萨法维王朝时期著名的哲学世家），曾经是阿胡德•胡拉桑尼以及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的得意门生，著名《古兰经》注释者和权威宗教学者，亦是古赫尔•沙德清真寺的伊玛目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后来由于抗议礼萨国王在古赫尔•沙德清真寺杀害人民的丑恶行径而被流放到了塞姆南省。从母亲家族方面来讲，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是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儿子穆罕默德•迪巴杰的曾孙之一。

第二节  在科学与文化界的地位

1.学习和教学

  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四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兰经》，他的小学阶段是在马什哈德的第一所伊斯兰学校迪亚纳提小学度过的（文献中心档案）。在这所小学里，他跟随马什哈德的几个著名诵经家学习了《古兰经》的诵读法，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了宗教初级课程的学习。在父母的鼓励和自己浓厚兴趣的驱使下，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苏莱曼汗学校继续学习宗教知识。他的一部分宗教初级课程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他去了纳瓦布学校完成了宗教课程初级水平的学习，但是他在中学的学业进行到初二后就停止了（文献中心档案）。

  他的教义学知识是阿亚图拉•赛义德•加利里•侯赛尼•希斯坦尼所传授，而他的认主学知识是他父亲和阿亚图拉•哈吉•谢赫•哈希米•加兹温尼所传授。公历1955年，他从师阿亚图拉•赛义德•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学习了高级宗教课程。1957年他跟随家人到纳杰夫进行了短期旅行，在旅行期间他听讲了纳杰夫神学院著名宗教学者阿亚特•赛义德•穆赫辛•哈基姆、赛义德•阿布•加西米•胡伊、赛义德•马哈茂德•沙赫鲁迪、米尔扎•巴格尔•赞江尼和米尔扎•哈桑•布杰努尔迪的讲课，后来由于他的父亲不让留在纳杰夫，所以他只能返回马什哈德（文献中心档案），一年后他跟随阿亚图拉米拉尼学习高级宗教知识，1958年，因痴迷于宗教知识而去了库姆的神学院继续学习，在同一年，也就是他离开库姆之前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允许他进行传教活动（文献中心档案）。

  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库姆求学期间，曾跟随阿亚特•哈吉•阿高•侯赛尼•布鲁杰尔迪、伊玛目霍梅尼、哈吉•谢赫•穆尔特扎•哈耶里•亚兹迪、赛义德•穆罕默德•莫哈格•达马德以及阿拉迈•塔巴塔巴伊学习各种宗教知识，并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研究、学习和教学之中。1964年，因患有眼疾的父亲需要照顾，所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返回马什哈德，回去后他继续跟随阿亚图拉米拉尼学习宗教知识直至1970年。返回马什哈德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致力于教授教法学和教义学，并为公众开展了一系列经注学演讲活动。参加他演讲活动的大多数人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居多。在这些演讲活动中他通过《古兰经》经文的含义阐述了伊斯兰思想中最重要的基础知识，以此来深化伊斯兰思想和推翻国王暴政的思想，所以参加他演讲活动的听众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伊朗必须要走以教治国的道路。阿亚图拉进行这些演讲的目的之一，是把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原则深入到社会中去。1968年他专门为宗教学者们开设的经注学演讲并一直延续到了1977年，因为这一年他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埃兰沙赫尔（伊朗城市名）。他成为伊朗革命领袖之后，这种形式的演讲一直继续了许多年。1990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开始讲授高级宗教课程，到目前为止，他讲授了有关圣战、惩罚、报复和非法收入等方面的课程，而且这类课程的传授一只持续到现在。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喜欢波斯文学，他熟悉波斯文学中的各种文学风格，所以他的散文作品具备了波斯文学的风格。他从小就很喜欢读各种小说和故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名著。这种兴趣爱好对他在研究世界伟大作家的小说和文学作品以及东西方民族的历史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甚至对有些文学书籍和诗歌进行了评论，他与国内的许多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马什哈德生活期间经常参加一些文学社举办的有著名诗人参加的文学活动，并对诗歌进行了评论。他自己也写了很多诗歌，近几年来他以“阿明”为笔名写了很多文章。研究具有权威性的历史书籍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经常学习的另一部分内容，包括当代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课题。

2.作品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研究和写作开始于他的求学时期，他记录了老师在课堂中简述的所有内容，还翻译了几本外文书籍。在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他写了很多书，包括《外交策略四部曲》、《<古兰经>中伊斯兰思想的总体规划》、《忠诚的领导者》、《礼拜的深刻含义》、《坚忍》、《一神教的精神》、《关于库姆宗教学院的历史背景和现状的报告》。与此同时他研究了很多书籍，后翻译并出版了其中的一些书籍，其中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作者赛义德•古图布）、《和平使者伊玛目哈桑：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作者谢赫•拉孜•阿里亚希）、《<古兰经>的护佑》（作者赛义德•古图布）、《印度解放运动中的穆斯林》（作者阿卜杜勒•穆拉姆•尼玛尔）、《反西方文明檄文》。

  除此之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各种思想和观点在他的谈话和写作中以消息、演讲、布道以及采访的形式反映了出来，后来被分类整理后被制作成书籍和软件，有些已被翻译成了其它语言。同样，他的各种论文、文章和书籍在他本人的监管下获得出版；在他担任国家宗教领袖期间，他的部分宣言和书信也被编辑成名为《教法圣训》而被出版。

第三节政治与社会生活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家族的政治宗教活动背景，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进行政治宗教斗争奠定了基础。他参加政治活动的起点是他与马什哈德赛义德•莫杰塔巴•纳瓦布•萨法维（米尔•鲁赫）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点燃了他革命事业的第一个火花（文献中心档案）。他和伊玛目霍梅尼的第一次谈话发生在1957年，但是他认识与了解伊玛目霍梅尼政治性一面，是在省政府法案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文献中心档案）。

  随着伊斯兰运动的开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1962年就跟随伊玛目霍梅尼加入了反暴政斗争的各个领域，同时他也是1963年6月5日起义前率先开展斗争活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文献中心档案）。1962年8月，经过全省各协会的公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他的弟弟赛义德•穆罕默德被委托向伊玛目霍梅尼提交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写的一封关于马什哈德人民对革命所做反应的报告（杰拉利，148）。1963年禁月前夕，伊玛目霍梅尼委托他向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以及呼罗珊省的各位宗教学者、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传达继续进行革命的信息，并向全省人民转达了推翻巴列维政权的迫切性（文献中心档案）。伊玛目霍梅尼在这些信息中提出了斗争的政策，并要求各位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揭露巴列维政权的罪行，并在宗教演讲中多次阐述了禁月第七天后发生在菲耶兹学校的真实情况。为了实现伊玛目霍梅尼的目标和方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亲自前往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的比尔詹德城进行了多次演讲，并在该城市多次阐述了菲耶兹学校事件以及以色列政权对穆斯林残暴统治的讲话。1963年6月初，由于他的演讲内容不利于国王的统治，所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遭到逮捕并被囚禁在了马什哈德的一所监狱内。获释后，他与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进行了会晤，会晤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在阿亚图拉•米拉尼家中举行的几次伊斯兰运动秘密会议，并继续进行他的各种政治活动。不久之后他返回库姆宗教学院，并在一些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的帮助和合作下通过召开协商会议的方式来重新组织各种斗争活动，而且他也是向1964年底由于支持伊玛目霍梅尼而遭囚禁的阿亚图拉•赛义德•马哈茂德•塔里冈尼、马赫迪•巴扎尔冈以及亚多拉•萨哈比致电的神职人员之一（伊玛目的同伴•••塔尔冈尼，468/1）。与此同时，为了抗议当局继续限制伊玛目霍梅尼自由的禁令，在他的指导下库姆宗教学院的一些呼罗珊省的学生撰写并发表了给当局总理哈桑•阿里•曼苏尔的一封信，其中包括他本人和阿布•加西米先生以及穆罕默德•埃巴依•胡拉桑尼先生（伊玛目•••392/4）。1964年初斋月临近之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前往扎黑丹进行了宣传和阐明伊斯兰运动问题的活动（巴赫布迪，162-166）；由于他在扎黑丹清真寺进行的演讲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所以他再次遭到了当局的逮捕并被移交到了当时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格扎尔•格莱（Qezel Qala）监狱（文献中心档案，1234）。1964年3月德黑兰司法机构由于证据不足而被迫释放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从那时起一直到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他的活动一直掌握在国家安全局的手中。

  1964年年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回到了马什哈德，随后在他父亲的指导下继续进行他的学术与政治活动。伊玛目霍梅尼被流放到土耳其后，他联合其他神职人员于1965年2月18日初致信当局领导人阿米尔•阿巴斯•霍伟达，向其抗议国家的混乱状态以及对伊玛目的流放命令（革命文献•••），后来他与阿卜杜•拉赫姆•鲁巴尼•西拉兹、穆罕默德•侯赛尼•巴赫什提、阿里•菲兹•马什科尼、艾哈迈德•阿扎里•古米、阿里•古都赛、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以及穆罕默德•图格•穆斯巴赫•亚兹迪一起成立了旨在加强和改进库姆学术领域的“十一人小组”，以便与巴列维政权继续抗争。他们的斗争是建立在思想与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其他的神职人员为了获得人身与思想自由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这一阶段的斗争中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这个小组，那么他们就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由于这个组织的存在，防止了政权斗争的土崩瓦解。伊玛目霍梅尼被流放之后，这个小组承担了制定计划和继续斗争的使命，所以这个小组被命名为“库姆宗教学院的第一个组织”。1966年年底，由于这个小组活动频繁而被萨瓦克组织发现，随后该小组的一些成员遭到了逮捕，一些成员如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等人遭到了萨瓦克组织的监视和跟踪（伊玛目的同伴，古都塞，86-87）。由于行动受到了限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开了秘密翻译并出版《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一书的工作。在这本书中讲述了西方遭受的压力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两大课题，以及未来伊斯兰教前景的话题。萨瓦克组织获得该消息之后强行阻止了该书的出版，并逮捕了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但他们并没有逮捕和囚禁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该书译者），所以一段时间内他仍然奔走在德黑兰和卡拉季两个城市之间。后来由于他拒绝做出不进行反政权行为的承诺，所以他在卡拉季的一切活动被当局所禁止，迫于无奈他就在德黑兰的阿米尔•姆米尼清真寺当了一段时间的聚礼伊玛目。1967年4月，阿亚图拉•赛义德•哈桑•古米由于在古赫尔•沙德清真寺进行了反政府演讲而遭到了当局的逮捕和流放，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针对这一事件要求阿亚图拉•米拉尼进行抗议活动。萨瓦克组织得知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即将去马什哈德的消息后，在1967年4月3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阿亚图拉•谢赫•穆吉塔巴•加兹温尼的葬礼时萨瓦克组织逮捕了他（文献中心档案），同年7月17日他被释放，但不久之后他又去看望了关押在德黑兰的政治犯（巴扎尔甘，422-423）。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通过与各地反政府人员的交流，试图在宗教学者和学生中培养基于伊斯兰思想的新一代战士和革命者，以便组织和打击当局的残暴统治。他们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勇敢地与左派和右派思想做斗争，并加深了对伊斯兰思想的认识；他们在伊玛目霍梅尼发起的运动框架内进行了一系列反抗行为，尽管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巴列维政权的镇压，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斗争的几个角度来看，霍梅尼运动巨大信息网络的使用，广泛的媒体及其实用主义，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1968年8月底呼罗珊省南部发生特大地震之后，为救援灾区百姓，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带领呼罗珊省的一些宗教人士奔赴菲尔多西地区进行了援助活动。他们的这一行动虽然遭到了当地安全部门的反对，但他们的救援队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地震遇难者。在救援灾区的两个月时间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获得了了解和熟悉菲尔多西地区人民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机会，在与当地人民相处的时间里，他多次召开会议、发表演讲并组织宗教团体向人们阐述与解释伊斯兰运动的信息。他的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呼罗珊省警察和萨瓦克组织的警惕，最终他们终止了他逗留在菲尔多西地区的期限（文献中心档案）。同年年底，他计划去巴格达、卡尔巴拉游坟，并顺道去看望伊玛目霍梅尼（愿主赐福之），但遭到了萨瓦克组织的反对和阻止，这种限制离境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后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收到了入狱六个月的判决书，罪名是他是“十一人小组”成员之一。这个消息在《世界报》上刊登后不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在与马什哈德宗教学者们协商之后他拒绝出席法庭（伊玛目的同伴，哈希米•内贾德，248-249）。尽管他是萨瓦克组织搜查的目标，但他仍旧与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的一些反政府宗教人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赛义德•马哈茂德•塔里冈尼、赛义德•雷扎•赛义迪、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穆罕默德•雷扎•马达维卡尼、穆尔特扎•穆塔哈利、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以及法兹鲁拉•马哈拉迪等。尽管他住在马什哈德，但他还是经常参加许多由德黑兰宗教学者和宗教人士出席的会议（伊玛目的同伴，赛义迪，248）。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坚信伊斯兰运动的基础上一边培养和提高人民的思想，一边继续进行着反政府斗争。他用讲经布道的方式向宗教学者、大学生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宣传宗教思想，以此来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相信，在文化事业的背景下实现伊斯兰的理想是有可能的，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和觉悟的提高，才能实现人民起义的目标。在那个时期，各大学出现的积极思潮和积极活跃的斗争思想现象，他认为是对左派思想的政治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伊斯兰反政府人员和伊斯兰思想家们参加的各种学术活动和会议在1969年召开了（巴赫布迪，326-327）。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还与马什哈德斗争领域内的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和开明团体有着联系和合作。1968年，他被邀请到德黑兰的一些伊斯兰政治活动中心讲课，包括德黑兰的侯赛尼耶•埃尔沙德清真寺和马吉德•贾瓦德清真寺，阐述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很有影响力的一些问题。1969年年底，应阿亚图拉•穆尔特扎•穆塔哈利的邀请，他在侯赛因耶•艾尔沙德进行了演讲，随后应伊斯兰工程师协会的邀请他在德黑兰杰瓦德清真寺进行了几次演讲，他的这些演讲对年轻一代特别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玛目的同伴，哈希米•内贾德，306-307）。为了推动伊斯兰运动进程，加强与巴列维政权的斗争基础，1970年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应众人的要求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会议中他认为应该制定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之上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并与穆尔特扎•穆塔哈利、赛义德•马哈茂德•塔里冈尼、赛义德•阿布法兹利•詹江尼、马赫迪•巴扎尔甘、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亚多拉•萨哈比、阿巴斯•沙巴尼以及卡扎姆•萨米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这一系列会议最终以制定伊斯兰思想和意识形态而告结束（法尔斯，215）。

  随着阿亚图拉•赛义德•穆赫辛•哈基姆和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的相继去世，1970年6月有关“马尔贾”职位（宗教界执行教规的宗教学者）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赞扬阿亚图拉•哈基姆在教法学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向一些宗教学者发去了吊唁信，并为巩固伊玛目霍梅尼的“马尔贾”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此同时，作为当时霍梅尼权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的阿亚图拉•赛义德•穆罕默德•礼萨•萨埃迪于1970年6月10日被萨瓦克组织所杀害。对此伊朗人民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一些宗教斗争人士一起指导并组织了这些抗议活动，并尽可能地利用人民对此事所做出的反应为反政府力量取得了更大的帮助。在他的推动下，一些宗教学者准备和印发了支持伊玛目霍梅尼、抨击巴列维政权及其走狗萨瓦克组织的传单（文献中心档案；伊玛目的同伴，赛义迪，32/1）。此后不久，随着抗议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马什哈德的萨瓦克组织于1970年9月底逮捕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并把他关押在了马什哈德唯一的一个军队监狱内。1971年初，获释后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虽然被萨瓦克列入了禁止宗教演讲的黑名单，但他还是在德黑兰的安萨尔•侯赛因委员会发表了讲话（伊玛目的同伴，马赫拉提）。1971年初，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应阿亚图拉•塔拉加尼的邀请在德黑兰的赫达亚特清真寺（学生与青年斗争中心）进行了演讲（伊玛目的同伴）。在霍梅尼市举办纪念抵制运动2500年的活动后，萨瓦克组织加大了监视宗教人士活动的强度，因此，1971年8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再次遭到了马什哈德萨瓦克组织的逮捕并被送进呼罗珊省的军队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文献中心档案，123,614）。释放后由于他继续进行自己的反政府演讲活动，所以在同一年又被两次逮捕入狱，其中一次是11月在呼罗珊军队监狱进行的短期监禁，另一次是12月12日因涉嫌违反国内安全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文献中心档案，614）。释放后，他扩大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活动，多次参加了德黑兰安萨尔•侯赛因委员会和纳尔马克清真寺召开的会议，并就宗教和政治问题发表了演讲。与此同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米尔扎•贾法尔清真寺、伊玛目哈桑清真寺、基布拉清真寺和自己家中继续进行教法学课程的讲座，并对前来听讲的中学生、大学生、年轻的宗教学者以及各个阶层的社会团体介绍了具有革命性与政治性的伊斯兰思想，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斗争高潮中这些听众和学生们意识到了伊斯兰思想的重要性。他的这些讲话在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萨瓦克组织眼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与神学院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导师一样，他们在与学生和年轻人交往的同时宣传伊玛目霍梅尼的斗争思想，并要求宗教学者了解与认识政治和社会问题（伊玛目的同伴，米拉迪，590/3）。

  1973年3月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前往尼沙布尔进行宣传宗教和革命思想，并于每周二在该市的清真寺里举行了一系列讲授信仰原则的课程（文献中心档案，572,614）。1973年6月，萨瓦克组织强行解散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伊玛目哈桑清真寺和他自己家中举办的教法学习班（同上，572,573,614）。1973年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聚礼和授课的地点转移到了凯拉马特清真寺，而原来的清真寺变成了青年学生和老师们的活动中心。为了阻止他进行更加广泛的政治活动，萨瓦克组织禁止他在该清真寺进行聚礼演讲（伊玛目的同伴，穆塔哈利，455；文献中心档案，573）。1974年11月，尽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还处于禁止演讲期间，但他还是应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夫塔赫的邀请在德黑兰的贾瓦德清真寺发表了讲话。此后不久，萨瓦克组织逮捕了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夫塔赫，并以“反动中心之一”的名义关闭了贾瓦德清真寺，同年12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家也受到了萨瓦克组织的监视和搜查。萨瓦克组织对外宣称搜查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谈到了成立民众斗争组织的必要性，并利用一切机会推进了马什哈德的伊斯兰运动的进程（文献中心档案，573）。最终，在1975年1月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六次被逮捕，这一次他被转移并关押在了德黑兰联合委员会监狱，而且据他所说，这次监禁是所有监禁中最艰难的一次：家属和朋友们不允许去监狱探望他，他的家属也不知道他在监狱中的任何情况。1975年8月底他被释放，但是完全处于安全人员的监视之中，他被禁止参加聚礼、禁止演讲、禁止讲课，甚至在自己家中也不允许讲授宗教课程。尽管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但是他还是秘密地进行着自己的讲课和各种革命活动，并继续向宗教学者们支付伊玛目霍梅尼奖学金。1975年年底，他以“赛义德•阿里•侯赛尼”的假名秘密出版了他的著作《<古兰经>中伊斯兰思想的总体规划》。1976年5月伊朗谷羌地区发生洪水泛滥事件，为此他组织了一个抗洪救灾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奔赴灾区，后驻扎在当地一所名叫“乌兹耶”的小学里进行抗洪救灾活动。

  在萨瓦克组织存档的文件中报道说，1976年下半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他的父亲在马什哈德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支持伊玛目霍梅尼和宣扬伊斯兰运动。1977年初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巴列维政权的讲话，为了加快斗争进程，他还组织德黑兰的大学生和年轻人以及宗教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诠释思想文化空间的讨论会（四方会谈；伊玛目的同伴，穆夫塔赫，340）。另一方面，萨瓦克组织也想在这些讨论会上收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反政权证据，并力图在这些人中渗透自己的势力（文献中心档案，583）。1977年6月19日，阿里•沙里亚提博士在伦敦去世，由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阿里•沙里亚提博士及其父亲关系很好，所以参加了他的葬礼并出席了他的纪念仪式（文献中心档案，389，572）。

  1977年10月23日，伊玛目霍梅尼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在纳杰夫去世；10月28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一些反对国王政权的宗教学者们在穆拉•哈希姆清真寺为穆斯塔法举行了诵读《古兰经》的悼念仪式。与此同时，他联合马什哈德的诸多宗教学者向纳杰夫的伊玛目霍梅尼发去了吊唁信。阿亚图拉•赛义德•穆斯塔法•霍梅尼的去世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促使伊斯兰运动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并为革命的胜利打开了新的局面。针对这种局面，巴列维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宣布了开放性的政治政策，企图以此来镇压和限制反政权斗争者的各种活动。这些高压政策实施后，一些著名的反政府人士遭到了流放，其中包括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呼罗珊省的社会安全委员会判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到埃兰•沙赫尔进行为期三年的流放生活。1977年12月14日，萨瓦克特工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并将他移交给了埃兰•沙赫尔市政府。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切断他与人民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削弱反对巴列维政权的革命力量。但是由于他和当地逊尼派的亲切交流，他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利用这一机会，他向生活在最边远地区的人们传递了革命的信息。后来，由于他在当地的奥利•热素里清真寺发表了几次讲话，当地的宗教人士和神职人员也与他来往密切，他的家中也经常有各个阶层的人们来拜访，所以当地的安全部门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来限制他进行革命活动（文献中心档案，576；运动文献•••234-235/9）。

  1978年4月8日，屠杀亚兹德人民的惨案发生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致电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萨多吉的信中严厉谴责了巴列维政权的残暴行为，同时鼓励亚兹德人民继续斗争，并向死去的烈士们表达了他深切的哀悼之情。后来他的这封信以公告的形式迅速传遍全国（文献中心档案，576）。

  1978年7月2日埃兰•沙赫尔发生了洪水灾害，由于他在抗洪救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他成为了救援队的责任人。他在亚兹德和马什哈德等各城市神职人员的协助下将全国各地人们捐献的物资发放到了受灾人民的手中。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流放期间一直与伊朗各国城市的一流宗教学者和革命志士保持着联系，并在信件中与他们探讨有关伊斯兰革命的各种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他了解和掌握了发生许多事件的真相，并通过写信的方式参与了宗教学者们的各种决策工作。

  在斋月前夕，随着伊斯兰革命高潮的到来，马什哈德神学院的一些学者们向政府抗议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继续流放判决，并呼吁他回到马什哈德，但这些抗议活动在军队执法人员的干涉下宣告结束。随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宣传革命范围与民众活动的扩大，和他对埃兰•沙赫尔和周边地区斗争方向的指导，以及他在国家各个阶层的影响不断壮大，他被当局安全部门的领导流放到了更加偏远的基拉夫特小镇，这个地方与埃兰•沙赫尔相比，更加落后，更加遥远，而且对他的限制也变得更加严格了。1978年8月13日他被移交到了基拉夫特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但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开始在清真寺发表讲话，揭露巴列维政府残害人民的丑陋行径。他在1978年9月6日进行的讲话引起了当地人民群众高喊革命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文献中心档案，111），而这种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当时的那个小镇并不常见。他和其他流放的神职人员给阿亚图拉•赛义德•阿卜杜勒•侯赛因•达斯盖希写信阐述了国内发生的各种大事，包括巴列维政权在设拉子、马什哈德、伊斯法罕以及贾洪制造的惨案，以继续推翻巴列维政权为目的的伊斯兰运动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此期间，他秘密前往凯赫努基，多次进行了揭露巴列维政权罪恶行径的演讲（学院档案•••1889）。

  随着人民斗争的扩大，巴列维政权各主要部门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它再也无力遏制伊斯兰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1978年9月23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从基拉夫特返回马什哈德，在那里他继续进行和组织各种革命活动，为进一步打击巴列维政权以及解决伊斯兰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努力（文献中心档案，576）。在伊玛目霍梅尼流放法国期间，他致电马什哈德的一些神职人员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告诉他们：伊玛目霍梅尼暂住法国是人民心中涌现希望和伊朗穆斯林获得拯救的因素之一，并要求他们向马什哈德的人民发出继续斗争的号召。最后，他还要求伊玛目霍梅尼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革命文献，402/3；文献中心档案，209）。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马什哈德进行的各种斗争活动，使得他本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忙碌，但他还是继续组织人民进行各种运动和示威游行，并在马什哈德居民聚集区多次发表了揭露巴列维政权罪恶行径的讲话（革命，192/14，472），与此同时，他还与伊玛目家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1978年11月1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梅尼（伊玛目霍梅尼次子）从巴黎致电阿亚图拉萨杜格，传达了伊玛目霍梅尼想会见他本人和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消息（伊玛目，603/7；伊玛目的同伴，萨杜格，431）。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是在马什哈德萨阿达巴德体育场发表演讲并要求伊玛目霍梅尼回归祖国组建伊斯兰政府的神职人员之一（文献中心档案，389，572），在十一月的最后几天，他和赛义德•阿卜杜勒•卡里姆•哈什米•内贾德一起去了谷羌、希尔旺和巴基努尔等城市，并发表多次演讲来推进这些城市的革命进程。随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马什哈德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巴列维政权安全部门企图逮捕他，在萨瓦克的报告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称为“呼罗珊省有名的革命旗帜之一”（同上，389）。

  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在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愿主福安之）的塔素阿和阿舒拉宗教仪式之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马什哈德游行队伍的聚会上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激情洋溢的讲话；在阿舒拉之夜，他在伊玛目礼萨的陵园里发表了“以伊玛目霍梅尼之名”为题的演讲。他的这些革命举动，打破了以往巴列维政府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举行传统祈祷仪式的禁忌。同一天，他组织马什哈德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在游行队伍的聚会上发表了革命性演讲。与此同时，针对巴列维政权袭击马什哈德的沙赫礼扎医院这一事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马什哈德的其他宗教人士策划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革命，33/20）；在举行抗议活动的过程中，许多寻求避难的人们也加入到了他们的游行队伍之中，这些避难者讲述了巴列维政权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并敦促他们推翻巴列维政权，强烈要求伊玛目霍梅尼尽快返回伊朗。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响应，伊朗举国上下发表了大量的声援和保护他们的声明（革命，188/21，123-124）。

  1978年12月30日，为了让呼罗珊省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支持民众的革命活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马什哈德的部分宗教学者们组织民众前往省政府大楼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尽管他们想以和平的方式与省政府展开谈判，但是省政府警卫队却调转枪口向游行队伍进行了射击，愤怒的游行群众涌上街头并烧毁了一些建筑物和政府中心。事发当晚，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马什哈德的部分宗教学者们召开紧急会议，企图阻止更多的平民百姓在第二天被杀害；但是，巴列维政权的统治者们却在1978年12月31日制造了血腥的屠杀事件（沙姆斯•阿巴迪，325-328）。这些惨案发生之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马什哈德的一些武装神职人员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了这一事件的制造者，并宣布他们将会继续他们的革命行动（历法，2016-218/10）。

  随着巴列维政府崩溃速度的加快和伊斯兰运动最终胜利迹象的出现，伊玛目霍梅尼于1979年1月12日颁布了成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法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伊玛目霍梅尼任命为该委员会成员，于是曾经在马什哈德伊斯兰革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他在1979年1月底离开这个城市来到了德黑兰并住进了莱法赫学校，在这里他与其他革命人士尤其是与巴赫什提博士、穆塔赫利博士以及穆夫塔赫博士，为伊斯兰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制定革命未来发展计划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伊玛目霍梅尼迎宾委员会成立后，经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推荐，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

  为了阻止伊玛目霍梅尼返回伊朗，巴赫蒂亚尔下令关闭了伊朗机场。为了抗议巴列维政府的这一行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阿亚图拉巴赫什提以及几位著名宗教人士的陪同下在德黑兰大学的清真寺内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静坐抗议活动，各个大学的学生、宗教界的其他宗教学者以及民众都参加了这次静坐抗议活动。静坐活动开始前一天晚上，阿亚图拉巴赫什提在贝赫什提•扎赫拉陵园发表了讲话，讲话结束后他向民众宣读了由他本人起草的协议，并确定了第二天在德黑兰大学清真寺举行静坐活动的计划。在静坐期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一些参加静坐活动的革命人士组建了一个参谋部，并将静坐期间演讲者们发表的一些主要讲话内容和宣言编辑成一本名为《静坐者》的杂志进行了出版。1979年1月28日，静坐者们发表声明并宣布：如果政府不开放机场，并继续阻止伊玛目霍梅尼返回伊朗的话，他们的静坐活动将会一直继续下去（伊斯兰革命文献，714/4）。这次静坐活动一直持续到1979年2月1日的早晨，从此以后，德黑兰大学的清真寺变成了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活动中心。

  1979年2月1日，伊玛目霍梅尼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到了，渴望拜见伊玛目霍梅尼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诸多宗教学者、神职人员和伊斯兰革命战士们一起在玛赫尔•阿巴德机场迎接了伊玛目霍梅尼的到来。在伊斯兰革命“曙光旬”期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一直陪伴在伊玛目霍梅尼身边，并在许多国家大事上为他出谋划策；此外，他以伊玛目办公室宣传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负责进行了各种对抗伊斯兰国内外反对者的新闻宣传活动；在面对各种政党机会主义和政治团体对伊玛目的言论攻击，他都以伊玛目的名义安排和发布新闻，他本人还围绕该议题写了几篇文章，并发表在了一些出版物上。

第二章  伊斯兰革命的第一个十年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且还是各种革命性活动的组织者。革命委员会是1978年10月伊玛目霍梅尼流放法国后，在伊斯兰革命出现胜利征兆以及伊斯兰运动进入革命阶段之后在伊玛目霍梅尼的提议下组建起来的，该委员会成员也是由伊玛目霍梅尼挑选出来的，但是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该委员会在革命胜利前夕，也就是1979年10月24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信函，426-427/5）。该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是：穆尔特扎•穆塔赫利博士、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巴赫什提博士、赛义德•阿卜杜勒•卡里姆•穆萨维•阿尔德比利、穆罕默德•礼萨•马赫达维•卡尼、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穆罕默德•贾瓦德•巴赫纳尔•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后来又增加了几个人为该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回忆录•••183）。同年12月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出席了该委员会召开的几次会议，而且当时该委员会就有关革命斗争问题做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其中包括与巴列维政府官员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官员的会谈，还组建了一个专门欢迎伊玛目霍梅尼回归祖国的迎宾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之前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委任马赫迪•巴扎尔冈担任了伊玛目霍梅尼临时政府总统的职务。

  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该革命委员会肩负的职责主要包括：在立法部门建立之前负责立法方面的工作；在1979年7月临时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合并后履行行政部门的部分职责；并在1979年11月5日临时政府解散后履行其一切职责。除了这些主要任务之外，该委员会还要为解决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提出解决方法，并与伊玛目霍梅尼协商国家大事。尽管该委员会从组建到1980年7月20日结束为止进行了四届选举活动，并发生过几次人事变动，但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仍然是其常任理事。他在担任委员会理事期间坚决反对所谓“自由派”议员的观点和立场，并就防止伊朗人民党、反对伊斯兰革命的其它党派以及团体对国家军队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多次的警告；在委员会审议和决策工作中他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革命委员会应该由各社会阶层的代表组成，他在革命委员会中最关注的问题是库尔德斯坦、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地区的问题以及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维护统一的必要性。他认为临时政府在库尔德斯坦问题上显示出了其软弱的一面，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并防止这样的问题蔓延到国家的其它民族地区。他还根据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政治和社会信息，强调了改善该地区人民经济和生活状况的重要性。1979年3月29日，受伊玛目霍梅尼委托，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组建代表团去该地区视察民情，并就该地区的局势以及人民的需求准备了一份报告（信函，4269/6）。在这次旅行中，除了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他还会见了该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向他们阐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各项政策。

  支持建立和加强伊斯兰革命政府各个部门和民众机构，如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圣战者组织的成立等，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革命委员会中坚持的其他原则与立场之一（1979/7/1，1979/9/5 ，1979/11/25会议摘要）。

  1979年7月下旬，随着临时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合并，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成员通过该委员会的推荐进入了国家的一些敏感部门，其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当选为国防部革命事务部副部长，而穆斯塔法•查姆兰博士出任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另外，在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合并的过程中，为了更加关注行政部门的各种事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安全委员会成员，负责监督军事和安全事务方面的所有执法情况，并在面对反革命政党和团体进行破坏活动和制造危机时，如拱北危机、库尔德斯坦危机和胡齐斯坦危机等，他可以采取一系列必要的防范与保护措施。

  1979年11月24日，革命委员会委任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任命为档案中心负责人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负责人（1979/11/24，会议摘要），但在这次任命之前，他曾经以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过几次伊斯兰革命卫队召开的会议。他当选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负责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几个月时间内革命卫队与内部机构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多次努力调解之下并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使命，998）。他是人民军队的拥护者，也是革命卫队的支持者，除了解决现有的分歧外，他还试图成立一个相关组织来解决此类问题。1980年2月24日，由于革命委员会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提名他为候选人，所以他辞去了革命卫队总负责人的职务。

第二节  伊斯兰共和党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领导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有效地参与了革命委员会在过渡时期的各种革命事务，并与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巴赫什提、艾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赛义德•阿卜杜勒卡里姆•穆萨维•阿尔德比利和穆罕默德•贾瓦德•巴赫纳尔一起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同上，215页至218页），即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共和党是1979年2月18日宣布正式成立的，但是它的创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977年夏天在马什哈德召开的会议上，当时一些包括伊斯兰共和党创始成员在内的革命志士为了反对巴列维政权，发扬伊斯兰思想而成立了该党派。在这个基础上，伊斯兰共和党在革命胜利前几个月的非正式活动，以及各种会议和演讲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更加突出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这方面的活动能力。伊斯兰共和党成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填补、保护和支持新兴伊斯兰共和国体系的各种机构与组织，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维护国家统一，让人民成为革命舞台上的主力军；确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基础，保卫伊玛目霍梅尼在后革命时代发挥的作用；将伊斯兰思想贯彻到人民之中；引导人们进入人民的政治时期；为实现伊斯兰革命目标，帮助提供执行机构的人力资源；以明确、真诚的立场面对国内外敌人的阴谋与诡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也是伊斯兰共和党党纲的制定者之一，在党员职责分工方面他承担了共和党的部分宣传工作。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是共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创始人和成员，总的来说，他在共和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以演讲和宣传的形式阐明了共和党的立场，1979年3月17日，他在马什哈德设立了党支部，并在该党支部的各项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第一任秘书长阿亚图拉•巴赫什提和第二任秘书长巴赫纳尔博士之后的1981年9月，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选举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党的第三任秘书长。从革命取得胜利到1981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年里，伊斯兰共和党致力于稳固官方国内外政治机构中的重要支柱，以及加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基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伊斯兰共和党是保护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的重要支柱。1983年5月，共和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二次当选为共和党秘书长、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委员会成员（赛义德•穆尔特扎回忆录•••168）。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出席了德黑兰伊斯兰共和国和各城市举办的会议，在阐述共和党的使命和目标的同时，他还回答了办事处和党支部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共和国•••1541，1523）。

  他在担任第二任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同时还兼任了伊斯兰共和党的秘书长。在此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共和党的活动减少了许多，它的作用已不像成立初期那样积极有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致力于消除革命初期的危机；共和党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建立了许多所需机构和组织，并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党的核心人物如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哈希米•拉夫桑贾尼等，缺乏积极勇敢的创始人来担任政党的各种重要职位；伊玛目霍梅尼对党的统一因素转变为分裂因素以及党内派别主义的加剧极为不满。因此，1987年5月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哈希米•拉夫桑贾尼联名写信给伊玛目霍梅尼陈述了以上提到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党内派别主义的出现和加剧，以及派别主义对党的团结和社会团结造成的威胁，并请求伊玛目下令禁止这些党派举行各种活动（共和国，2320，第一页）。1987年6月1日，伊玛目霍梅尼同意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下令禁止这些党派进行各种活动（信函，275/20）。

第三节：德黑兰星期五聚礼伊玛目

  由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具备了优秀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所以在1980年1月14日他被伊玛目霍梅尼任命为德黑兰聚礼伊玛目一职。1980年1月18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一次履行了他周五聚礼伊玛目的职责，从此以后，除了1981年6月27日在德黑兰阿扎尔清真寺针对他的刺杀事件中受伤期间以及1981年2月10日到25日期间在印度进行宣传活动之外，他一直尽心尽力地担任着德黑兰周五聚礼伊玛目一职。在周五聚礼中，他最重要和最具有创新性的举动是提出了在周五聚礼后各伊玛目之间举办研讨会的建议，以便让众多周五伊玛目的演讲内容与国内外伊斯兰世界结合起来。伊玛目霍梅尼同意后，第一次研讨会在库姆的菲兹耶学校举行，此后还举行了其他几次研讨会。在周五聚礼的演讲中，他表明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则和战略立场，深化了社会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洞察力。他在周五聚礼上用阿拉伯语进行的演讲，让伊斯兰世界的广大穆斯林听众受益匪浅，这也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宗教演讲的一大特点。

第四节  伊朗伊斯兰议会

  1980年2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被提名为伊斯兰议会第一届立法机关候选人之后，他在伊斯兰议会的选举中得到了伊玛目阵线联盟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德黑兰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共和党以及其他几个伊斯兰组织和团体，他通过德黑兰选区的选举进入伊斯兰议会成为了议会成员（拉扎维，384），并担任了伊斯兰议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在任期内，他研究和分析了该委员会的诸多计划、法案和相关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提供革命卫队的招聘需求，整合革命卫队中的各种民兵组织，库尔德斯坦问题，边界问题，俾路支斯坦问题以及组织现代化军队等。在任职议会候选人期间，他的重要观点可以从他赞同巴尼•萨德尔对于共和国总统在政治上的缺陷而进行的重要谈话和记录中看出。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频繁出现在前沿阵地，所以他很少参加伊斯兰议会召开的各种会议，1981年6月27日他在战场上受重伤之后，更是很少出现在这类会议的现场之中。1981年他被竞选为共和国总统后，他离开了国家立法机关。

第五节  神圣的捍卫

  自从伊朗和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就在神圣捍卫问题上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在伊拉克复兴军入侵伊朗国土几个小时后，是他准备了两伊战争开始的通告并通过广播向伊朗人民通报了这一消息（永久的回忆，12）。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他组织召开了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应对伊拉克的军事侵略。当有人提议前往战场进行实地考察这个问题时，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一个积极响应该提议的人（永久的回忆，11）。1981年9月27日，在伊玛目霍梅尼的许可下，身穿军装的阿亚图拉霍梅内伊被派到了前线，他的任务是报道伊拉克军队入侵伊朗后伊朗军队在前线的情况以及伊朗军队的装备状况，并协助和组织部队抵抗敌人的进攻（共和国，387，第一页）。在他的努力下伊朗的防卫战线延伸到了南部，到1981年初期，南部局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之后，他又奔波在了伊朗西部的各个前沿阵地。返回德黑兰后，除了参加德黑兰周五聚礼之外，他还拜见伊玛目霍梅尼并向他汇报前线战况，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到全国各地进行巡防，进行各种演讲等（采访，1981，7-8）。他参加了几次军事行动和军事计划的制定，向民兵输送武器、给部队供应武器装备需求等，都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战争期间进行的活动。他在前线的大多数时间花费在了指导和支持穆斯塔法•恰木朗创建的军事参谋部上，他还对该参谋部的混乱状态进行了调整（希望•••147 第8-9页）。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直接参与这个总部的特别行动是组建坦克特种部队。在支持胡拉姆沙赫尔、阿巴丹和苏桑戈尔德阵线方面，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加强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大众军事力量方面，动员民兵力量并向民兵提供技术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他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回忆与故事，7-20/10）。他所做的另一个努力是协调革命卫队和国家军队在前线和军事行动中的合作关系（世界，11155，第4页）。

  根据伊玛目霍梅尼在1981年10月12日下达的命令，最高军事委员会开始负责一切战争事务（信函，263-264/13），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根据伊玛目霍梅尼1980年5月10日下达的命令，成为了该委员会的代表与代言人。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战事顾问。他通常在最高军事委员会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向民众通报该委员会做出的各项决议。

  他曾经参与了打破敌人在阿巴丹防线的军事行动（信息，19153，第5页），在胡拉姆沙赫尔保卫战中，他相信通过采取适当的军事措施可以阻止该城市的沦陷。他甚至给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兼军队总司令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写了很多信，并提醒他说如果将两个旅的部队部署在苏桑戈尔德的周围，那么可以防止该城市进入沦陷的境地。但是，巴尼•萨德尔根本没有重视他的这一善意的提醒（采访， 1981，59）。

  两伊战争爆发后不久，一些国际人士和组织以及一些国家为了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建立和平而采取了一些行动，对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表示：如果伊拉克不接受伊朗提出的基本条件，包括伊拉克军队撤退到国际边界、支付赔偿金并接受处罚，那么两伊之间就不会有和平出现；如果伊拉克不接受这些条件，伊朗人民将会强行把伊拉克侵略者赶出伊朗领土，因为他认为强加的和平比战争更加糟糕。尽管如此，他承认这些和平组织的行动对于澄清萨达姆及其军队对伊朗入侵的事实是有益的，并认为他们的行动有助于证明伊朗人民遭受的压迫和萨达姆侵略伊朗的卑劣行径（共和国，509，第2页）。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两届伊朗总统期间，战争是该国的头号事务和最重要问题。从1981年到1985年，战争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总的来说，战事的发展开始有利于伊朗一方。伊拉克军队被驱逐出大部分被占领土，在伊朗高级官员意见统一的情况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形象也随着这些变化而越来越活跃。在他担任两届总统八年中的七年时间里，他一直面临着战争问题。他花了很多时间与来自世界的各个组织、伊斯兰组织和地区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调解人员和地区代表进行了专门的外交会谈。在他任职总统期间，由于伊玛目霍梅尼反对他亲临战场，所以他只能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以及进行有限的会谈和访问；但在战争进入尾声并接受停战协议后，前线战况的恶化让他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困境之中。在得到伊玛目霍梅尼的同意后，为改变战争局势他再次义无反顾地奔向前沿阵地。

  另外，任职总统期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作为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是一直支持这场战争的。该委员会是1986年为处理战争中发生的特殊情况而成立的，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利用国家各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战争，采取有效措施动员民兵力量与设施，以满足作战前线的各种需求。1988年2月8日，伊玛目霍梅尼在回答他的询问时表示已经通过了该委员会有关决议，并宣布该委员会正式成立直到战争结束（信函，467/20）。

  1988年夏天，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职总统的最后一年，伊朗通过了第598号决议，正式宣告两伊战争结束。该决议是1988年7月17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主持的有高级官员出席并得到伊玛目霍梅尼认可的会议上通过的。伊玛目霍梅尼在向伊朗人民宣告这一消息时表示，接受这一决议仅仅是为了革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我来说这个决议比毒液更具有毁灭性，但是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我愿意喝下这杯毒液......接受这个决议，是伊朗当局官员们的决定，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未曾插手过这件事情...。”在接受该决议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名义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库伊尔写了一封信，正式通告伊朗接受联合国的第598号决议的决定。

第六节   指导性和阐述性活动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从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到当选总统期间进行的政治和宗教活动，是为了建立和巩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

  阿亚图拉穆尔特扎•穆塔赫利的牺牲，让各所大学的师生们悲痛不已，而伊玛目霍梅尼在1979年6月13日为大学生们进行演讲的时候称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最杰出的雄辩家和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的信仰和思想问题、对于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党和团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环境中的宣传指定了一个权威性的学者（信函，138/8）。从那以后一直到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开始为止，阿亚图拉哈梅内都会参加每个星期一在德黑兰大学清真寺举办的学生聚会，带领学生们做中午和下午的聚礼后，就当天发生的重要事情为题进行演讲，然后回答学生们提出的有关他们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这种方式的演讲在德黑兰的各主要清真寺内都曾进行过，他在阿布扎尔清真寺演讲的时候，还发生了企图暗杀他的恶性事件（共和国，182，第10页；192，第10页）。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另一个行动是阻止临时政府内一些成员为解散“宪法专家大会”而做出的努力。临时政府的15名部长和政府官员曾联名写了几封信，他们打算在伊玛目霍梅尼正式通告和表明态度之前向民众公布解散宪法专家大会的消息，如果伊玛目霍梅尼不同意解散议会，那么他们就会集体辞职（采访，1981，112-114）。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以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部长会议，他强烈反对在大会上起草的解散宪法专家大会的草案，并强调了发表解散该大会消息之前伊玛目霍梅尼进行通告的必要性，而且伊玛目霍梅尼获悉这一消息后也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强调了宪法专家大会继续存在的重要性（信函，320/10）。

  在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两周年以及伊斯兰新世纪来临之际，根据伊斯兰最高宣传委员会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组建各种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国，向世界各民族尤其是世界各国的穆斯林阐述和解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伊斯兰革命的特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本人也带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印度进行革命宣传。在1981年2月底的两个星期内，他巡访了印度的新德里、海德拉巴、班加罗尔和克什米尔等城市（世界，11222）。他通过演讲、会谈和新闻采访等方式，特别是通过当地媒体向大学师生、伊斯兰学者和团体以及印度什叶派人士，描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真相及其主要问题，特别是与伊拉克的战争。另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当时有国际声望的重要人物，即印度总理甘地女士进行了会晤与交谈。

第七节  与自由党和巴尼•萨德尔的斗争

  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伊朗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国家的官方政治结构中两个有影响的政治派别 - 伊玛目阵线党和自由党 - 的存在和活动。伊玛目霍梅尼的大多数同伴、亲戚和顾问以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都属于伊玛目阵线党一派。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见解方面与伊玛目霍梅尼阵线党存在着很多冲突的自由党的代表人物，是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哈梅内伊认为巴尼•萨德尔是造成国家高级官员之间分裂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他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分裂的结果。尽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与巴尼•萨德尔的思想潮流及其追随者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但为了维护伊玛目霍梅尼强调的社会团结，他并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和宪法产生明显的分歧之后，以及1981年6月21日在伊斯兰议会中他作为议长的政治缺陷出现之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他提出的计划做出了全面有效的批判。

  从1979年至1981年7月初，在大多数情况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是反对自由党和民族主义派别的。他反对临时政府通过改名来维护驻伊朗的美国军事机构。关于部长和副部长的选拔，以及政府机关和组织的清理问题上，他反对选举那些不在革命战线上的人，而且赞成与美国以及反动的阿拉伯国家划清界限。

  1981年6月27日，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南部地区的一个名叫阿布扎尔清真寺做完中午礼拜后，被敌人安置在录音机中的炸弹爆炸后受了重伤。伊玛目霍梅尼在给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慰问信中谴责了卑鄙无耻的暗杀者，并预祝他早日康复。在这次暗杀中他的胸部、肩部和右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非官方报道认为该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哈梅内伊是第一个在巴尼•萨德尔被解除总统职位和控制权之后遭到暗杀的人。1981年8月9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出院后重返社会与政治舞台，并在1981年8月17日出席了伊斯兰议会召开的会议。

第八节  任职共和国总统

  伊朗第二任总统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殉难后，尽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本人并不同意自己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和库姆伊斯兰科学教育协会仍然一致同意并投票选举他为总统候选人。伊玛目霍梅尼以前并不同意宗教人士担任总统一职，但是对于这次的选举他表示同意（法尔斯，543-544）。

  在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各个团体和许多知名人士都支持他担任国家总统一职，尤其是他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 — 伊玛目霍梅尼阵线联盟（共和国，667-671）。在1981年10月2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获得绝对多票数（95.11%）而当选为伊朗总统。1981年10月9日，伊玛目霍梅尼下达了他被认命为总统的法令（信函，278/15），10月13日他在伊斯兰议会上宣读誓言，从而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

  1981年10月19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向伊斯兰议会推荐曾任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伊玛目霍梅尼阵线组织成员阿里•艾克巴尔•维拉耶提担任总理一职，但是在1981年10月22的投票选举中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而作罢。10月26日，曾任伊斯兰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伊斯兰共和报”报社总编，以及曾担任过拉贾伊、巴罗纳尔和马赫达维•卡尼等政府外交部长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在10月28日的投票选举中他获得多数投票而成功当选为总理一职。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总统初期，伊朗的总统体制并不完善。协助总统履行法定职责的咨询小组和工作小组尚未形成，这一切为总统履行其职责带来了很多问题，但后来，总统办公室逐渐成立了几个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总统一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总统办公室和总统机构。后来由于总统的职责范围含糊不清，特别是与总理在第一阶段的互动工作中出现缺陷后，伊斯兰议会在1986年5月6日起草并通过了总统权力草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总统一职后，他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包括：处理两伊战争期间的相关事务；制定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政策；废除一切存在于伊朗人民中的行政、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的专制主义；发掘和利用技术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人才；为伊朗人民提供社会、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有效服务；为所有忠诚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朗人民提供安全与自由（哈吉•赛义德•贾瓦迪，103-104）。

  在第二个四年计划中，在继续执行第一个四年计划中规定的与两伊战争相关的政策之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又增加了几项最为重要的计划：起草总统权力草案；减少政府分配给人民的事务数量；任命负责和办事效率高的官员为政府部门负责人；解决社会和人民生活中长期存在贫困问题；给农民分配土地；将国有工业分配给合作社；让工人入股工厂股份；扩大和发展非石油出口产品的生产，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人民在政府的监督下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事务；推动国家文化政策走向文化独立（共和国，1799，第10-11页）。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方案包括：对世界各国采取独立和平衡的政策，制定准确、清晰的有利于国家体制和利益的决策；不依赖东西方的任何国家；重视世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从世界强权势力之手重新获取全球穆斯林应得的权利，继续与掌握地区统治权的超级大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认真对待古都斯问题与巴勒斯坦其它被占领地区的问题，为全面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做好准备；恢复国际舞台上灿烂丰富的伊斯兰文化，以阻止敌人与掠夺者的入侵；组织和有效参与国际舞台上的各种活动（阿里•巴巴伊，130/6）。

  考虑到在第一任期内与总理发生的各种矛盾，以及和一些政府代表团成员意见不合等原因，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并不想参加第二次总统选举，但是伊玛目霍梅尼认为这是他的一项宗教义务，所以他决定在第四届总统选举中参加竞选，并要求伊玛目霍梅尼给他任命总理的自主权，而伊玛目霍梅尼也接受了他的这一请求。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二次当选国家总统后，由于他对国家行政机构的不满，所以在总理大选前夕他打算提名另一个人为总理候选人，但是一些军队官员告知伊玛目霍梅尼说，在两伊战争期间前线取得胜利是靠穆哈迪斯•穆萨维的努力而得到的。伊玛目霍梅尼出于对战事的考虑，就命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提名穆萨维为总理候选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尽管持反对意见，但他还是顺从了伊玛目霍梅尼的安排并将穆萨维先生推荐给了议会。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第二次任职总统期间，总统与总理之间的争端再次加剧，尤其是在任命内阁成员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1983年8月30日，根据伊玛目霍梅尼下达的命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文化革命总参谋部进行了第一次整顿改革，随后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要求下，伊玛目霍梅尼颁布了重新开放大学的法令。1984年12月10日，在伊玛目霍梅尼的指示下，他对文化革命总参谋部进行了第二次整顿改革。在这次整改中，文化革命总参谋部改名为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总统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哈梅内伊担任该职务一直到1989年7月他的第二任任期结束，在此期间来制定国家重要的文化政策方面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任职总统的八年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伊朗的外交政策中变得更加活跃。政策发展和外交关系的标志之一，是总统出访各国并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总统时就开始进行的工作，在第二次担任总统一职后继续努力发展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1984年9月6日至11日访问了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三个国家；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 1986年1月13日至23日访问了巴基斯坦、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几个亚非国家。1986年9月2日至6日，他前往津巴布韦出席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访问津巴布韦期间，他召开了首脑会议并会见了不结盟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共和国，2826 第12页；2827，第11页）。1989年2月21日至25日，他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1989年5月9日至16日，他前往中国和南韩进行了国事访问（共和国，2886，第12页；2889，第2页）。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于1987年9月22日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向世界各国领袖们概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看法和立场，这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这次联合国之行中，他率领的代表团受到了生活在纽约的伊朗人和穆斯林的热烈欢迎，同时国际媒体通过对他本人和他活动的报道，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条件、伊拉克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全球对伊朗的傲慢政策。在这次联合国之行中发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在纽约穆斯林举行的周五聚礼中担任了伊玛目一职，并进行了宗教性演讲。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另一个外交政策行动是与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团体建立了持续性的关系，并帮助他们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帮助伊拉克组建了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化解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让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他的努力下，阿富汗八个政党联合组建了伊斯兰团结党，从此结束了由于他们之间竞争而带来的各种危害；而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成立，是他这些外交政治中最重要的见证。在此期间，伊朗加大了对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力度，提高了这些国家伊斯兰政党和团体的地区和国际地位。

  与各方人士举行会晤、对各机构和组织进行视察、参加各种项目的开幕式、对各省进行调研考察等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总统期间进行的其他活动。保持与人民的沟通，特别是与烈士家属的沟通，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总统任期间的主要方针之一。在此基础上，在各种场合会见人民群众，尤其是到烈士家中进行慰问成了他固定的活动之一，这可以看作是执政者和人民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开创性行为。此外，到全国各省区进行视察、与不同阶层人民尤其是与贫困者进行谈话、近距离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消除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的矛盾、跟进遗留的战争问题和军队合作、会见城乡学者和宗教人士、研究经济问题等，是他开创的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各种活动。

  1988年1月6日，伊玛目霍梅尼在给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信中，以及他在德黑兰周五聚礼上发表的有关伊斯兰政府的权利范围和伊斯兰教法权威的讲话声明中认为伊斯兰政府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原则，是所有教法问题的基础，并宣称宗教法治的是绝对的。在给伊玛目霍梅尼的回信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从伊玛目的角度称述了他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观点。另外，在会议中他向伊玛目霍梅尼提出了他在周五聚礼讲话中的意愿和希望。伊玛目霍梅尼立即给他回信，并在信中对他进行了赞赏，回信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本人在革命之前就与阁下有着密切的关系，感谢伟大的真主让我们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我知道你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强大臂膀之一，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熟悉教法事务并致力于教法事务、维护与绝对教法权威相关的教法原则的兄弟；在伊斯兰教宣传和承担教法义务方面，你就像太阳一样散发着光芒。”（信函，452/20，455）

  伊斯兰议会和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批准各项法案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之后，伊玛目霍梅尼在给包括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内的国家官员们的回信中同意于1988年2月6日成立伊朗体制利益鉴定委员会，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该职位他一直担任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

  就像革命胜利之后的那几年一样，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总统的八年内一直是伊玛目霍梅尼值得信赖的同伴和顾问之一，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伊玛目霍梅尼分配给他超出总统职责范围的任务或提出各种建议时，他都会欣然接受；1983年4月4日，伊玛目霍梅尼把军队的领导权和一切事务交到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手中。1983年10月底，伊玛目霍梅尼委任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处理伊朗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事务的负责人；同年11月底，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建议下成立了军队信息保护局；同年12月30日他负责修改修正案。1989年2月12日，伊玛目霍梅尼任命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并邀请他参加三方会议，为该委员会的分工制定计划，以便更好地管理该委员会的一切事务。最终，这个计划在经过三方会议首脑的研究后获得通过。1988年2月23日，伊玛目霍梅尼在给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一封信中委任他为处理居住在伊朗的伊拉克人事务的负责人。

  伊玛目霍梅尼1989年4月24日进行的讲话中，宣布成立包括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内的20人小组委员会，以便他们与伊斯兰议会的五名代表共同完成伊斯兰议会的代表选举、修改与完善宪法等五项议题。在以上提到的委员会成立后，阿亚图拉梅穆西基尼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艾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当选为第一和第二副主席。该委员会在召开的41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五个关键问题：选举最高领袖的条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集中度、管理电台事务的集中度、未来宪法审查的可能性以及议员人数。这些会议一直持续到伊玛目霍梅尼先生去世之后。

第三章  担任最高领袖时期

第一节  当选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伊玛目霍梅尼去世后，选举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成为了伊朗历史后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领袖选举专家委员会的代表们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本人及其人格特征、卓越的管理与斗争才能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尤其是他坚持不懈地强调伊玛目霍梅尼道路和思想的必要性，并为伊朗人民创造了稳定、和谐和安宁的历史新阶段进行了肯定。

  另外，伊玛目霍梅尼去世后其接班人位置的空缺、伊朗与伊拉克“不战不和”的敏感性条件、世界霸权主义对伊斯兰革命持续不断的敌意、以及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对霸权主义的冲击等，成为了这一时期伊朗的关键问题。因此，霍梅尼先生去世之后尽快选举最高领导人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首要问题。

  1989年6月4日，当伊朗人民和政府相关负责人在准备埋葬伊玛目霍梅尼清洁高贵的遗体时，在国家政府和军队官员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情况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宣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遗嘱。当天下午，领袖选举专家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选举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新领袖或新议会主席。根据1979年通过的宪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领袖的选举工作由领袖选举专家委员会承担。在经过议会和个别领导的讨论后，选举专家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于议会领导人的选举进行了弃权，但是在进行最高领导人的讨论时，他们提出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名字。根据伊玛目霍梅尼生前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能力的意见和评价，以及伊玛目霍梅尼去世后召开的一系列有国家重要官员和总理以及哈吉•赛义德•艾哈迈德•霍梅尼出席的会议中，大多数成员对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依然要求拿出证明伊玛目霍梅尼曾经提名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证据。曾经是专家大会成员的两名证人证明了伊玛目霍梅尼关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继承最高领导人职位一事。此外，伊玛目霍梅尼关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具备领导人资质的另一证据即他出访中国和朝鲜是表现出的才能，也在那次会议中被他人提及。后来，考虑到已故伊玛目霍梅尼对此事的观点以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宗教、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才能，领袖选举专家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推选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道：“在确定这些问题之前，我拒绝接受这一职位的任命。” 专家大会在审查宪法和进行公民投票后，再次根据新宪法对他的领导权进行了投票，在获得绝对多票数的情况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已故伊玛目霍梅尼对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领导才能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为建立伊斯兰制度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对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制保持坚定的信念，十几年来从事全面的政治活动，创建伊斯兰共和国的行政和文化机构，各种宗教性启蒙活动，在宗教基础上合理规范个人与社会行为以及禁欲主义等。对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伊玛目霍梅尼做出了积极的肯定。1981年6月28日刺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事件发生后，伊玛目霍梅尼在给他的慰问信中这样写道：“现在，革命的敌人将暗杀的矛头指向了先知仆人、伊玛目侯赛因•伊本•阿里家族后代的你，一生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服务的你没有任何罪行，你在战场上勇于献身的精神、在周五聚礼上具有教育意义的讲话以及革命舞台上的热情指导，记录了你政治思想、维护人民和反对压迫者的水平。他们暗杀你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全国各地数以百万人民的情感，而且还伤害了全世界穆斯林的情感。他们缺乏足够的政治远见，你在议会和周五聚礼上的讲话结束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你暗下毒手，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暗杀行为激起了世界穆斯林人民的公愤•••亲爱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先生，我要向你表示祝贺，是你身穿军装在前线为国家冲锋陷阵，是你身穿教士之衣为后方人民竭诚服务，我祈祷万能的真主赐你健康，希望你继续服务于伊斯兰事业和穆斯林人民。”1986年8月30日，伊玛目霍梅尼嘱咐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他们自己的言论中不要总是指责他人，对于他人的过错要像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一样进行劝告和提出建议，要像他一样永远服务于人民。1988年1月11日，伊玛目霍梅尼在给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回信中探讨教法绝对权问题时说道：“本人在革命之前就与阁下有着密切的关系，感谢伟大的真主让我们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我知道你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强大臂膀之一，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熟悉教法事务并致力于教法事务、维护与绝对教法权威相关的教法原则的兄弟；在伊斯兰教宣传和承担教法义务方面，你就像太阳一样散发着光芒。”

  尊敬的赛义德•艾哈迈德•霍梅尼（伊玛目霍梅尼次子），曾经是伊玛目霍梅尼最亲近的、最信任的顾问，他引述了他父亲伊玛目霍梅尼在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出国访问一事的看法；“他完全有能力担任最高领袖这一职位。”伊玛目霍梅尼的女儿扎赫拉•穆斯塔法维说，当她向自己的父亲询问未来伊斯兰政权的领导人时，伊玛目霍梅尼提到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名字；当她询问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学术地位时，他向她阐明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各种圣战行为（共和国，5352）。阿亚图拉•哈什米•拉夫桑贾尼也引述说当伊玛目霍梅尼试图免去阿亚图拉蒙塔泽伊未来领导人的职务时，三方首脑、总理（米尔•侯赛尼•穆萨维）和哈吉•赛义德•艾哈迈德•霍梅尼在参加伊玛目霍梅尼召集的会议时，他们讨论了最高领导人的继承者问题，当时伊玛目霍梅尼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列入了继承者名单。他还说，伊玛目霍梅尼在和他进行的私下会晤中对最高领导人继承者问题表示担忧，在谈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时伊玛目霍梅尼回应道：“你们不会陷入僵局，在你们中间有肩负这一重任的人，你们自己怎么不知道呢？”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国家最高领袖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敏感性。伊玛目霍梅尼生病后，伊朗人民对以下几个问题深表担忧，其中包括：1、伊玛目霍梅尼生病后国家的管理问题。2、未完成的宪法修订和审查工作。3、鉴于伊拉克频繁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为赢得战争进行的广泛宣传，担心伊拉克、美国和两面派会进行军事进攻或煽动性活动。4、阴谋出版的《撒旦经》一书为外交领域带来了重重危机，并且伊玛目霍梅尼对该书作者萨尔曼•拉什迪做出的判决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共和国，2852 第3页）。

  但是，随后发生的几件事让人民的担忧变成了希望，其中包括：

  1.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2.数百万伊朗人民参加了伊玛目霍梅尼的葬礼和告别仪式，伊朗人民这一声势浩大的告别仪式像一场巨大的风暴震撼了全世界，同时也让敌人放弃了策划各种阴谋的计划。

  3.确定了政府高级官员的职位，他们宣誓效忠于伊玛目霍梅尼家属、宗教权威人士和学者、国家精英、宗教学府与高等院校著名人士、烈士家属和各界人士。

  4.象征国家权威的机构已经宣布选举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并为执行他下达的命令做好了准备。

  5.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国家最高领袖后，哈吉•赛义德•艾哈迈德•霍梅尼（伊玛目霍梅尼次子）在给他的贺电中说道：“我的父亲伊玛目霍梅尼多次称您为穆斯林中的权威学者，是领导我们伊斯兰体系的最佳人选。我代表我的家人衷心感谢领袖选举委员会为此做出的努力，因为我们相信此时我父亲的灵魂是快乐和平静的，我再次声明，我会以兄弟的身份去协助最高领袖完成伊斯兰的伟大事业。”（共和国，2924，第3页）

  6.伊玛目霍梅尼的继承人必须要宣誓效忠于人民，发扬伊斯兰教精神，坚信伊玛目霍梅尼在实践与思想领域的正确道路，并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伊玛目的信念继续努力。这样的宣誓词，只有经历过无数次游行、进行过数次演讲、签署过无数个信件后的人才能宣读出来。在伊玛目霍梅尼的第四十天纪念日前夕，“实现伊玛目盟约，效忠最高领袖”的口号响彻了全国各地（共和国，2929）。在伊朗的一些边境和战略地区举办以《宣誓效忠伊玛目盟约和最高领袖》为中心议题的各种研讨会。伊朗人民宣誓效忠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活动连续持续了几个月，这一系列活动向世界证明，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领导下，伊朗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领先旗手。

  7.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明确地重复了自己的立场：继续沿着伊玛目的道路维护团结，在人民与领导人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坚持维护伊斯兰教原则和伊斯兰教法，一如既往地支持弱势群体和下层社会民众，在被压迫民族之间建立团结关系，尊重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国家，不屈服于世界列强的威胁。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宣称伊玛目霍梅尼为“革命之源”，并宣布“我们将继续沿着伊玛目霍梅尼的道路走下去。”（圣训，3-5/1，95，314）

第二节  国内政策

  这一时期的国内政策，开始于第五次总统大选以及197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草案。自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国家最高领袖开始后，已经有七届政府在人民的直接投票下成立。这一时期政府组建的特点之一就是举行了激烈的竞争性选举，最高领导人对各届政府始终保持一种支持性的态度，同时对各届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和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曾经向各界政府提出过一些秘密的和公开的重要建议。他最重要的一些建议是：关注贫困民众和弱势群体，沿着伊斯兰教的道路前进，不要偏离伊斯兰教提倡的道路，继续走伊玛目霍梅尼的道路，积极与人民交流和沟通。

  革命领导人战胜挑战的其中一个策略是，提出和分析伊斯兰革命中各个层面话语的理解力，特别是学生和青年的话语。这种方法的实际后果和客观实例出现在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挑战中，例如发生在1989年6月和2009年的德黑兰大学宿舍事件。

  1.视察各省

  革命领袖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开展对各省的视察活动，以期与人民保持联系并为之服务。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在对各省进行视察的过程中慰问人民、会见不同阶层的民众、与他们保持联系，近距离的了解和发现他们生活中的相关信息至关重要。革命领袖认为对各省视察后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加深了官员与人民、人民与伊斯兰政府之间的联系，消除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为发展国家的经济、工业和文化、实现社会公正迈出了重要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全国各民族之间和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到各省视察的目的还包括：在决策者和管理者之间建立直接沟通的关系，在国家精英人才和地方负责人之间建立沟通关系，慰问烈士和家属，慰问地方官员，挖掘隐藏的才能。另外，在战争结束后对占领区人民进行慰问和视察，也可以看作是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

  2.1999年事件和2009年事件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国家最高领袖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1999年7月的德黑兰大学宿舍事件，该事件在革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妥善的处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谈到这一事件的规模和后果时表示，这是发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次痛苦的和不可接受的事件，并强调将会严惩这次事件的肇事者以及出现的犯法行为。此外他还认为这次事件是对相关负责人、大学生和人民的一次惨痛教训（演讲，1999、7、30）。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最高领袖期间的另外一件大事，发生在2009年的第十届总统大选后。这次事件是由于一些候选人不满意选举结果而进行的抗议行为。在这次选举中符合选举条件的85%参选者，是伊斯兰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伊斯兰革命领袖在向人民祝贺的同时提出了这次选举的重要性，并指出敌人想通过一系列抗议行为来抹去这次选举取得的胜利。后来，这一事件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政策和指导下得以解决（专家委员会领导与成员访谈声明，2009、2、6），他认为是特权阶级的犹豫和失误削弱了伊斯兰社会的基础。

第三节外交政策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条，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总政策的确定，必须要经过国家利益鉴定委员会的磋商和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的监督。批准或否决外交政策是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的权威，他对外交政策重要问题的看法是有绝对权的。根据宪法和伊斯兰权威性教法的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自从担任最高领袖以来，在继续保持伊玛目霍梅尼的外交政策的同时，他还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和伊朗在国际中所处的地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

  1.“非东非西”原则：这一政治原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这一原则不仅是一项国家政策，而且是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2.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在定义和执行这一原则时，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认为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是迈向美好生活的重要一步，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穆斯林和被压迫者的努力才能完成。当今时代有关受压迫人民的最明显例子，就是遭受欺压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伊玛目霍梅尼从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之后，这一政策得到了更加广泛、更加强有力的推行。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让阿布•扎赫尔和阿布•苏夫扬不害怕的伊斯兰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不能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带来希望的伊斯兰教，也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演讲，1990、1、30）。1990年5月31日在伊玛目霍梅尼去世一周年临近之际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向伊朗人民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伊斯兰共和国未来的政策将会按照这个方针来制定，这说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这个信息为轴心的，而且在这个信息中提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伊斯兰国际的第一个问题。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宣布，从道义、政治和财政方面直接支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圣战是伊朗的最终目标（演讲，1990、11、25）。在黎巴嫩问题上，尤其是黎巴嫩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33天战争中，在这项政策的支持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3.支持伊斯兰觉醒：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思想中伊斯兰觉醒是一个古老的、漫长的过程。赛义德•库特在1966年翻译出版的《伊斯兰教的未来》，以及1970年翻译出版的《反西方文明的诉求》，都是这一说法的客观证据。伊斯兰革命取胜利后，尤其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最高领袖期间，他在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内继续支持伊斯兰的觉醒。1990年2月9日，他明确主张唤醒伊斯兰教，鼓励广大穆斯林回归伊斯兰生活。伊斯兰觉醒基于三个原则：回归伊斯兰，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反犹主义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演讲，2003、5、12；2011、2、21）。在伊斯兰教的觉醒中，提出反专制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模式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职最高领袖期间的行动之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2011年最初几天发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起义事件，看作是高喊伊斯兰口号的伊斯兰民族走向伊斯兰目标的运动，这表明各国的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演讲，2011、3、21）。他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出现伊斯兰觉醒，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民族取得胜利的结果。伊斯兰革命领袖将伊玛目霍梅尼看作是伊斯兰觉醒的代言人，并把伊玛目霍梅尼在这一方面的逻辑推理阐述为智慧的逻辑（演讲，伊历2005、9、2）。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伊斯兰觉醒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伊斯兰理想主义的适度范围内的连贯性，因此，甚至在非穆斯林国家也看到了这种觉醒的出现。他通过使用词汇《民族的觉醒》、《人民的觉醒》、《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精神的觉醒》、《信仰的觉醒》、《世界的觉醒》等，让“觉醒”一词深入到了欧洲的心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和分析《古兰经》经文后他认为，伊斯兰的觉醒是伊斯兰民族为了实现对安拉的承诺而进行的有意识抵制行为的结果。伊斯兰革命领袖在分析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人民觉醒的伊斯兰身份时，唤醒了在伊斯兰教环境中生活和思考的人们对民主的要求。他详细地描述了不正确的觉醒尤其是不正确的伊斯兰觉醒带来的内部和外部伤害。他提出的加强伊斯兰觉醒的正确方法包括：托靠真主并相信真主；做好一切准备；不要疏忽大意和骄傲自满；重申革命原则；避免在宗教、种族、部落和边界问题上产生分歧；建立制度和相信年轻一代（优素菲，191-227）。

  4.尊严、智慧和善良原则：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尊严、智慧和善良是我们在国际交流框架中的三大支柱（宪章，189）。伊斯兰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在外交政策中我们必须以智慧干练的立场赢得我们尊严（方针政策，46）。获得尊严的意义在于，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政府在与国际社会的任何一种接触中，都不应该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带来耻辱和灾难。至于智慧，他说道：伊斯兰政府应该用智慧去指导本国人民做事，而不是通过我们的感情以及我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条件和利益（宪章，183）。

  5.革命外交：外交政策的应用工具之一，就是外交手段。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手段应该是革命的，革命化的外交就是我们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并且坚决维护伊斯兰革命的立场。外交是一场战争，几乎所有的外交家都在忙于战争事务，而那些战争的价值和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与军事战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确说明伊朗在外交领域的立场。外交是政治制度的有效工具，有能力解决国家问题的外交政策应该踏上伊斯兰政权的理想道路（方针政策，88-89）。另一方面，被动性的外交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外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应该严格避免这种形式的外交（演讲，2000、8、16）。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包括发展定性外交，建立和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展与非洲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发展，缓和紧张局势，建立对外政策，建立区域合作组织，根据国家利益改变优先次序，向世界表明伊斯兰立场，勇于面对强权威胁，理智、冷静地处理各种国际事件（方针政策，23，30，38， 39, 42-43, 46, 55, 58, 96）。

  6.与美国的关系：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担任最高领袖期间，其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与美国的关系。在大选前的头几个月里，哈梅内伊向伊斯兰革命领导人明确表示，只要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奉行武力、压迫和敌对的外交政策，支持伊朗人民的敌人，不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那么我们就不会和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演讲，1989、8、22； 1993、11、4）。他认为，与美国政府建立关系和进行谈判不会对伊朗民族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们的言行没有一丝一毫的诚恳之意（宗教演讲，1997、1、16）。伊朗与美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关系，只要反对这个政权的斗争还在继续，就不可能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双重关系，或者说很难建立外交关系（演讲，1999、11、3）。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与美国谈判没有任何益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很傲慢又很顽固不化（演讲，2001、10、30）。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主张谈判的，但在为了共同事业而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必须接受对方，必须要有一个进行谈判的中间点。他认为，谈判应该是有实力和有力量的。那些遭受威胁后提出谈判的人们，他们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与美国的谈判从来不抱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是伊斯兰革命的本质问题和根本问题，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问题。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我们的伊斯兰政权、伊斯兰身份和我们人民的信仰。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伊斯兰教使这个国家立场坚定，宁死不屈（演讲，2002、5、1）。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永远结束与美国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永远地与任何国家和任何政府断绝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与这个国家建立关系对我们有害无益。人类与任何国家建立关系，是为了寻求界定利益，如果哪一天要与美国建立对我们有益的关系，那么我会把这个消息首先告诉我的人民（演讲，2008、1、3）。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过去三十年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策划的阴谋中，美国就是中坚力量。不过，为了证明美国的性质，他们同意与美国官员进行谈判（2013、3、21）。

  7.核问题：在核问题上，伊斯兰革命领袖的政策是坚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虽然禁止了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但他一直强调普遍存在的核裁军问题，并全面执行“不扩散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在核问题上，革命领袖的最新解读是随机应变。他说道，为了达到目的而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是一种艺术性的巧妙手法；这意味着，真主之路的寻求者可以用各种方式向各种伊斯兰理想奋勇前进，并运用这些方式与方法来达到目的（演讲，2013、11、20）。随机应变意味着“权威”与“灵活”之间的机动力量，包括尊严、智慧和善良三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在谈判的过程中强调了伊朗拥有核力量的权利权，同时试图为伊斯兰共和国划出一道红线，为核谈判小组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还为西方接近这些问题建立了一道屏障。这种领导方式使得伊朗谈判小组在谈判中更加自信、更加积极有力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四节  经济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当选为伊斯兰革命领袖时伊朗还没有摆脱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所以，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来重建战后遭到破坏的各种基础设施。从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第一个十年开始，各个政治团体和政界人士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对于国家经济问题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支持国有经济，强调压缩和控制战争时代的经济预算。第二种观点是反对国有经济。他们认为依靠国家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发展必须通过私营化、私有化经济活动和吸引外资来实现。

  1.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经济原则和经济优先权观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经济思想在其领导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拓展，并遵循了一贯的原则。他的经济方针总的来说是基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伊斯兰的原则来考虑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必要性以及经济的正义性的。因此，他强调了以下的几个核心问题：规划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关注贫困、打击经济腐败、避免浪费和浮夸、打击货物走私行为、加强国内生产、实现农业自给自足、投资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石油减产、规范金融秩序和税收收入、维护国家货币价值、抑制通货膨胀和抬高物价、重视外资引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2.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经济策略：

  （1）以上所提到的原则和核心问题使得过去几年政府各级官员以文件形式向国家执行办公室传达了大量的、全面性的策略与方案。伊斯兰革命领袖的经济策略可以从理论策略和实践策略两种方式来考虑：理论策略主要体现在他的各种讲话、建议和立场中，而实践策略则体现在总体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正式通告中。这些策略中尽管存在着对国有经济的不同经济政策，但是在他的各种讲话和通告中也考虑到了每个国家的条件和特点。同时他提醒我们，对于以上所述政策、方案和做法中存在的任何错误都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例如，在强调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时，他提出保持革命精神、维护社会正义、避免落后和唯物主义以及夸张浪费（圣训，7/168 - 171）。同时，在政府优先考虑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的时候，他通过制定经济策略，指导政府进行合理的经济规划、克服就业、维护国家货币价值、抵御通货膨胀和经济腐败等问题。在第九届和第十届政府时期，他提出了扩大社会正义，避免冲突的箴言，并注意到要合理规划和关注伊朗的进步模式，来实现政府制定的目标。总之，像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倡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打击经济腐败和规划国家发展等问题，一直是他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关注点。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关注点之一是熟悉本国不同省市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任职最高领袖期间他视察了全国的所有省市，并且根据对每个省市的视察结果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计划，甚至包括经济问题方面的计划与策略。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经济观点来自于宗教理念以及伊斯兰革命的目标和价值观，尤其是伊玛目霍梅尼先生提出的优先事项观点。其中包括以下几点：支持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公正、避免人民和政府官员的铺张浪费、强调经济独立的必要性、重视和加快国家的建设和进步、追求并迈向伊斯兰革命的目标和伊玛目霍梅尼的教导、双重强调国家事务规划的必要性、在各种问题上避免制定出片面和草率的决策，尤其是经济策略问题。另外，经济策略、国家认同和宗教教义的协调与整合的必要性，也是他所阐述的内容之一。他把经济发展视为物质成长，认为无视精神和伦理的问题都是毫无价值的问题。

  （2）为上游文件和策略确定框架：作为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主要框架的上游文件，旨在改革国家的经济状况，并由伊斯兰革命最高领导人制定。其中最重要的战略计划包括：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各领域的总体政策、打击经济腐败的八条法令、国家二十年前景展望、强调宪法第四十四条的总体政策、宣布十年间取得的成果、公正的捍卫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经济政策中，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的关注：帮助贫困阶层并走向社会正义；繁荣经济并努力建设和引进社会正义；提高国家生产力、增加非石油出口产品，减少经济对石油依赖；选择农业等方面的关键性政策，为社会提供粮食安全; 根据国家的自然和地理条件以及潜力创造就业岗位; 防止贪污、贿赂、垄断和非法财产的出现。制定伊朗伊斯兰发展模式的基本措施，促进个人在正义与正义轨道上的成长与进步，实现以伊斯兰和革命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公正指标，实现三力合一（最高领导人宣布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总体政策，2009、1、11）。建立共同繁荣和经济繁荣，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消除国家贫困；在正常情况下为政府部门、合营和私营部门提供公正和同等的经济活动条件；优化消费; 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产品而非原油和天然气; 推动国家能源资源多元化，努力获取核技术和核知识，建立核电站（给三方领导人传达国家制度总体政策的一份信，2000、4、9）；打击经济腐败，根据八条法令规定惩治腐败分子和政府职权滥用者；向值得信赖和信任的个人提供工作岗位；确定宏观经济活动中的薄弱点；在八条法令规定之内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展开反腐倡廉活动；强调制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二十年前景规划的必要性；向三方领导人公布2003年11月4日制定的相关领域方案（二十年前景规划方案通告，2003、11、4）；通告宪法第四十四条中的总体政策，本通告的核心政策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把所有权扩大到公众，以便提供社会正义；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人力和技术资源生产力，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增加私营和合作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轻经济活动中国家的财政和管理负担；提高公众就业水平；鼓励人们进行储蓄和投资，提高家庭收入（宪法第四十四条总体政策的通告，2005、4、22）。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被视为年度政策的其他措施中，每年的命名都是根据国家需要而定的。这些命名在每年的新年通告中公布出来，这实际上是对国家问题和优先事项的一种表达，目的是吸引当局和人民关注微观和宏观规划。在最近几年的新年通告中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包括如下：避免浪费和奢侈消费；出台经济和金融规定，打击浪费，向政府和人民强调勤俭节约的必要性，强调消除物价膨胀、减轻人民经济压力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必要性；规划就业，创造就业，打击腐败，规划福利社会，改革消费模式，坚定理想与抱负，努力工作，进行经济斗争，增强国家生产，支持伊朗人民就业和投资，支持政治和经济活动。

  2012年伊朗伊斯兰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其目的是压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核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为了减轻这些制裁带来的压力，同时也为了伊朗能走上发展和进步的道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宣布了“抵抗性经济”政策。他认为抵抗性经济不是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防线，而是在处于高压、威胁和敌对条件下的一种经济模式，以此来确保国家的成长和繁荣（演讲，2012、8、7）。因此，抵抗性经济是继续推进国家进步的必由之路。这一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包括：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制定解决人民生计问题的计划，打击经济腐败，保护国家生产，打击浪费（演讲，2013、8、24）。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应该与伊斯兰教的观点协调一致，与伊斯兰文明的重建紧密相连。他认为，伊朗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创造出高尚的人格素质，以保持人与人之间、人与真主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伊朗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必须要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保持人类与真主之间联系为最终目标（演讲，2013、5、8）。

第五节  文化

  作为该国知名文化人士之一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文化问题视为国内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呼吁本国人民和政府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竭尽全力维护文化的独立性，因为文化独立性的维护要比维护其他方面更加困难（演讲，1991、12、11）。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认为，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是其活力和生命的主要因素，依靠文化可以让国家走上前进和发展的道路，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殖民主义试图通过摧毁各民族文化基础的方式来摧毁各个民族（演讲，1990、10、3；1992、8、12）。

  在伊斯兰革命领袖的立场和方针中一再解释了文化革命、文化变革和宗教文化回归等概念。他警告他的人民要警惕敌人对伊斯兰革命的文化侵略、软实力战争、文化入侵和文化侵袭，因为这是敌人对伊斯兰革命的文化冲击手段。在国内领域，保护伊斯兰文化免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某些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是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在文化领域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由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在侵略战争中得到了惨败的下场，所以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软实力战争和文化入侵等成为了他们对付伊斯兰革命的主要手段，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了说明其广度和重要性，将其称为“文化入侵”和“文化同化”。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文化和文化问题比经济、工业、农业和其他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所有问题都不能在忽视文化问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文化问题影响的是社会所有事务的发展和繁荣。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只有文化独立才会有国家的独立，因为权力的真正支配者是文化统治。

  伊斯兰革命领袖在文化领域所持的观点和采取的措施包括：（1）、阐述伊斯兰社会面对文化威胁和文化损害时的立场和指导方针，他用《文化入侵》、《文化侵袭》、《文化掠夺》、《文化侵略》和《软性威胁》等术语对这些威胁进行了明确的阐述。（2）、阐述文化威胁和文化损害的现状，并采取相应的立场和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面，他把《西方主义》、《西方化》、《奢侈主义》、《消费主义》、《文化萎缩》和《文化混乱》解释为时间的需要。（3）、有关规划的立场和指导方针，社会规划和文化管理应该摆脱不合理的文化形势，从而形成一个真正适合伊斯兰社会的正确模式。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文化工程”，“伊朗伊斯兰进步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术语，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不断的努力和探索。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很重视书籍和书籍阅读。他经常参观一些大型书展并在参观过程中与举办方进行详细的讨论与研究，有时遇到重要的问题时还亲自做笔录；他还参加《古兰经》展览会和相关会议，探访一些文化和宗教场所，定期召开会议与诗人、作家、媒体代表、电影制片人、艺术家、各机构代表、文化企业与个人、大学生代表、宗教学者、大学教授、神学院代表等进行会谈，这些都是他关注文化领域而进行的活动。

  艺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传达这些概念的最佳工具（演讲，1991、10、23）。他认为艺术是服务于革命和伊斯兰教的神圣礼物，是体现人民卓越思想的有效工具；他还嘱咐艺术家们要把艺术带进人们的生活和心灵深处，并提醒他们不要让艺术与有害的外来文化混为一谈（圣训，290/1）。他认为艺术家能够比其他人更好更快地了解真相，而且真正的艺术在伊朗占有很高的地位；艺术甚至可以把正确的革命思想和认主独一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去。革命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艺术形式并拥有自己的艺术家。他认为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艺术，而且《古兰经》就是一本超出了人类想象的艺术作品。伊斯兰革命领袖在谈到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时否决了“艺术为了艺术”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目标，所以，伊斯兰共和国的艺术宗旨是反映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的神圣性和价值观（演讲，1991、11、19）。在阐述艺术的另一个方面时，他把艺术解释为表达人类微妙想象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还说：“如果没有艺术，那么就无法阐述人类的内心世界（演讲，1998、2、3）”。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艺术语言能够表达科学语言和宗教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而《古兰经》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因为存在于其中的艺术性。宗教艺术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把所有宗教的神圣教义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教义传播到人类中去，并通过宗教艺术让纯洁的灵魂和真理永驻人间。此外，宗教艺术构思和呈现了伊斯兰教的理想，即人类的幸福、人类的精神权利、人类的虔诚和人类社会的正义（演讲，2001、7、23），因此他认为艺术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他对艺术总体方向的指导方针是：维护艺术的崇高地位，保持艺术在价值传播中的作用，为革命艺术家提供便利条件，强调捍卫艺术的重要性，弥补革命艺术的不足之处，提高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艺术服务于精神的必要性，以及宗教艺术的责任等。

  波斯语：关于波斯语的地位和重要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对人类智慧感兴趣的每个人都应该高度尊重波斯语，因为这种丰富、优美、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曾经统治过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体现出了它在精神方面的强大影响力，正是这种影响力将这种语言深入到了人们的心中，为他们带来了文化、宗教、知识和文明。另外，他认为波斯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种语言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的传播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波斯语具有优美的语调，而且非常灵活并富有弹性，而且这是一种动听的、远离暴力的语言（演讲，1999、3、3）。

第四节   科学和技术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多次提出了科学生产量、技术受益和科学商业化的问题，而且他很重视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科学的发展、软件运动、人文科学的进化、自由思想•••的立场，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释，并试图推动科学社会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在为国家制定战略计划时，他比以往更加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1.科学研究在上层文献中的地位：国家综合科学规划的编制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完善国家科学发展体制的上层文件之一（演讲，2006、8、14；2007、9、3）。科学技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及其框架由革命领袖确定，尤其是在国家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总体政策中，最高领袖对科学技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总体政策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了人才队伍的建设、鼓励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强对国家科技潜力的研究和开发等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总体政策公告，1999、6、22）。此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总体政策中，在强调以上内容的前提下，他还强调了其它问题，其中包括：组织和动员国家的一切潜力，以增加国家在世界科学生产中的份额；加强软件运动；掌握技术特别是微技术、生物技术、环境信息和通信、航空航天；加强国家安全等新技术，强调科技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总体政策公告，2003、12、2）。在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总体政策中，他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高等教育体制和研究的转变，增加研究预算；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实现并稳固占据区域科技排名第二的目标；进行高校和研究中心与工业界的有效沟通；授权民间部门参与科技生产；引进所需的先进技术；推动教育制度的转变；通过提高人文科学的地位来发展和促进人文学科；吸引有激情有动力的人才，改进教育计划和教育方法，及时纠正教育中出现的错误；提升研究中心和活动中心的数量和质量并促进理论化发展；提倡批判和自由思考，有针对性地扩大对科技精英和创新者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第五个五年计划总体政策公告，2009、1、11）。

  在行政管理体制总体政策的公告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了以下几点：安排和促进教育管理人员的必要性；为提升和改善人力资源的精神发展以及提高知识面创造基础；提高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发展电子行政系统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通过基于伊斯兰价值的信息建立提高行政系统方面的知识（行政管理体制总体政策公告，2010、4、20）。

  2.科学发展：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已经宣布科学问题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演讲，2002、11、15），并且把科学领域的努力视为一种圣战（演讲，2003、2、25）。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科学的研究，以及为科学与思想的发展创造一个理想的平台（演讲，2003、9、25）；他还认为，国家的进步有赖于对科学的关注程度，并相信是科技进步带来了国家的进步，同时科学进步也带来了科技的进步，繁荣了国家的科技领域（演讲，2004、12、2）。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科学创造了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只有科学发展才能让这个国家有能力完成很多伟大的事业，并能涉足艰难的未知领域而奋斗不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话传递到世界人民的耳中，并能在政治领域获得权威性的优势（演讲，2006、1、19）。他认为只有认真做好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工作，才能获得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尊严和伊斯兰的身份（演讲，2007、10、1）。另外，科学方面的研究、创新、软件运动、工业与高校之间的交流是国家获得长期安全的支柱（演讲，2009、8、26）。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科学权威是伊斯兰革命领袖为国家科学进步制定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科学权威有两个主要的核心：1、让伊朗的科学与技术处于世界前沿。2、如果有人想要取得最新的科学成就，就必须要学习波斯语。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看来，了解该国的强大实力、伟大抱负以及发展方向，是实现科学权威的主要因素之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掌握科学知识非常重要，而且他认为即使是敌人手中掌握的科学，在不影响敌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去学习和掌握（演讲，1991、6、17）。因此，按照伊斯兰教的教导，教育对任何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应该变成一种不健康的科学文化交流，比如过去的君主制。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利用他人的知识来挖掘出我国人才的智慧与潜力。

  在科学发展方面，他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伊朗在未来50年中成为世界科学出口国，并成为科学发源地之一（演讲，2002、11、28）。他认为，科学必须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科学与产业的连通性也要得以实现。

  3.为培养精英人才创造条件：为培养精英人才创造条件并挖掘他们的才能是伊斯兰革命领袖所强调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精英人才是国家的财富和精神资本，因此，国家相关负责人一再强调对精英阶层给予特别关注。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精英基金会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后续的特殊行动之一。

  4.全面支持科学研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各种机器设备、工业厂房、民营和国有工业的领导人应该在研究问题上多下功夫，以保护工业领域内与高级竞争对手的竞争。他强调确定研究方向的必要性，并且相信研究应该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进行管理，而研究工作过于分散将会使其盈利能力下降很多。因此，在这一领域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是：支持和协助在国内建立科学技术园区，或为国内研究人员引进科学文献，创办伊斯兰ISI杂志等（演讲，2005、9、25）。

  5.科学的自给自足以及与人文科学进化的必要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强调国外科学、文化和思想的翻译和引进的同时还认为，要用自己的智慧分析和内在理解之后把有益于我们民族的东西翻译过来，而不是被西方世界的宣传浪潮所迷倒（演讲，2003、12、17）。因此他认为没有创新的模仿和翻译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并强调内源性科学才是国家的权威因素，他还建议通过学习和掌握科学来代替翻译。

  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人文科学的转变是该国科学转型的基本要素之一。人文科学的定位应该是大学环境的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概念的整合化。他认为实现伊斯兰革命目标的过程，应该是把自己融入大学环境、学术论文、大学教授和大学空间中去（演讲，1992、12、1）。在他看来，人文科学领域需要理论化，而塑造科学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如法律、经济、政治和其他基础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内部研究和创新来产生，而在这条道路上，宗教学院、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师以及虔诚的信士可以通过研究和探索来做到这一点（演讲，2003、10、30）。对于伊斯兰人文科学如何利用西方人文科学的问题，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如果引用西方人文科学并没有出现该国人民迷恋和崇拜西方人文科学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并服务于我国人民的（演讲，2006、1、19）。

  6.国内软件运动形成的必要性：自2001年以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重点强调的问题之一，是软件运动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在科学、创造科学和打破科学界限的领域内发起一场伟大的运动（演讲，2004、1、17）。他认为在软件运动中不应该满足于已经掌握的知识，而是应该以研究和教育为目标开始进行科学创新活动。另外，为了走出模仿性翻译模式，还需要提高人们对科学、安全、精英培养、国家威信、工作创造力等问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演讲，2005、12、2）。

  7.加强对高校学生和学者的关注力度：出于对科学的重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特别强调了高校学生和学者的地位，因此在会见高校学者和学生们的时候他很关注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把会谈内容列入他的年度计划之中。对于高校学者和学生的问题，他强调的重点之一是高校环境伊斯兰化的必要性以及高校环境中的自由化问题。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声明中涉及了科学与宗教、伦理斗争、理智打击各种不良思想、各种学科的目标统一、思想健康的政治工作、快速地思考与深化思想等问题，总之，高校学者和学生们都应该研究和今世与后世相关的一切问题（演讲，1996、9、25）。在他看来，在伊斯兰高校中求学的学生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的真正价值，而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去学习。

  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角度来看，思想自由意味着自由思考、自由决定、自由翻译和模仿，以及盲目跟随西方宣传者灌输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归到真正的思想自由、创新和转变的道路上来，而这种回归必须要由精英们自己采取相应的行动才能完成，以便他们不会破坏民族认同的基础。他们必须为找到新的方式方法而不断努力，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不能造成任何的毁坏性结果，而是要在回归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在高校建立自由思想讲坛，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便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演讲，2009、8、30）。

  8.科学对宗教和道德的需求：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虽然驳斥了科学主义与宗教不相容的观点，但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科学事业获得发展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对科学和知识关注的结果。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他一再强调了道德价值在科学发展中的必要性，并相信：“科学必须要与道德和信仰并驾齐驱，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对西方科学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不至于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因为科学已经成为了西方压迫他国人民的工具，也是道德沦丧和文化误导的根源”（演讲，2006、9、16）。他认为，如果人类掌握了各种不同的知识，但是没有正确了解人际关系并对人民生活横加干涉的话，那么这种知识就不会给人民带来光明，相反是很无知的。他认为，伊斯兰化的伊朗要求人们有理性、逻辑、科学、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己的生活，但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在国内科学教育领域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科学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区别。他强调人们要去掌握那种服务于人类、正义、和平与安宁的科学，而不是服务于战争、暴力、卖淫、毒品、侵略、流血和战争的科学（演讲，2007、5、15）。

  9.合理利用核技术：在国家科技发展问题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掌握和利用核技术，并造福于本国人民。在这一领域的科学发展有很多优点，而且他相信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才在没有援助力量的情况下能够在几年中掌握这项尖端技术。他认为这项技术在国内不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因为它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是国内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领导人、任何一个原子能机构和任何一个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破坏这种有价值的知识，也不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去牟取暴利（演讲，2003、11、2）。伊斯兰革命领袖在讲话中一直强调，科学活动不应该停留在获取核技术的道路上，他要求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研究。其中，谈到世界第四代和第五代离心机的生产时，强调了伊朗获得这种技术的必要性，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他认为延缓获取核知识是不正确的，他相信如果伊朗人民今天不去掌握这种知识，那么到了明天就已经晚了，只有掌握了核技术，即便是我们的石油用完了，我们的年轻一代也不用向西方伸手去要了（演讲，2009、12、6）。

第七节  军事、国防和安全事务

  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军事和国防事务进行了战略性考察，在采取相应措施和视察国防中心和军事机构的同时，他不仅为国防事务提出了主要发展方向，而且还强调军队在发展国防和军事的同时，还要注意军队士兵的道德和精神素质培养。他认为敌人对伊朗尤其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进行反叛宣传的原因，是想考验军队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士兵们的道德价值观，因为军队决定了革命和国家的命运。

  1.特征：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职最高领袖期间对武装力量的特征以及期望可以阐述如下：

  （1）信仰力量和军事知识的结合：哈梅内伊认为，在宝贵的信仰资本和伊斯兰战士精神力量的作用下，敌人的侵略战争失败了，所以敌人的战争手段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尊重伊斯兰战士：作为军队总司令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代表伊朗人民高度赞扬并感谢战争年代为国捐躯以及为正义斗争而牺牲的战士们。他表示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战士们的勇敢、坚强和无畏精神，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战士们坚强的内心、充满回忆的头脑的刚强的意志是那些使用超级大国最先进武器的士兵们体会不到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话语去描述他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

  （3）加强作为伊斯兰共和国军事力量两大臂膀的军队和革命卫队的建设：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总司令和军官们通过比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在革命前后的作用来试图加强这两个机构的功能，并强调了作为这个国家两大臂膀的两支军队彼此之间的互补作用。当然，伊斯兰革命最高领导人也相信这二者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使命。伊朗宪法中规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使命是捍卫伊斯兰革命及其成就，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的义务是保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4）海军：现今，从经济和实用性角度来讲，海运要比空运和陆运实惠了许多。从军事层面来看，各国海军力量和其它部队都可以在防御性或进攻性军事活动中展开合作。作为总司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一直强调加强武装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他认为海军是一种活动范围超过了内部水域并进入国际自由水域的战略力量。在谈到波斯湾地区的敏感性时他表示，该地区是侵略者和强权势力显示他们权力的标志，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演讲，1992、1、2）。在谈到伊朗历史上对海洋事务缺乏管理的情况时他说道：外国势力占领属于伊朗的海洋造成了伊朗港口长期被侵略者占领的局面。他强调北方和南方海域的海军在配备现代设备方面拥有优先权，特别是波斯湾和阿曼海的海军。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谈到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各种战争和跨地区的袭击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的位置在哪里？2008年3月10日，在与海军司令的会晤中阿亚图拉指出了海军工作的敏感性，同时认为把阿曼海的海事事务交给伊朗海军是为这只部队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而且敌人在印度洋的广泛存在表明了伊朗海军在该地区工作的重要性。正如他的解释，波斯湾战争是房子里面的战争，而阿曼海上发生的战争是房子外面的战争。2008年11月27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陆战官员会议中他指出了设施的局限性和其中一些设施的磨损情况，所以他建议应该通过节约和优先考虑的方式来增加海军士兵的作战能力。作为军队总指挥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将阿曼海漫长而敏感的海岸线命名为“未开发的宝藏”。他认为引起伊斯兰体系内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其在区域发展中取得的成功，并把该国宽广的海岸线，尤其是阿曼海及其后面的穆科兰海域描述成为该国伟大的财富。（演讲，2012、11、28）。

  （5）对武装部队的期望：武装部队总司令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对武装部队的期望包括：自我完善、加强科学和军事基础、提高军队精神面貌、掌握当代先进技术、努力征服更加广阔的领域，并做一个虔诚的战士楷模。他呼吁军队官兵们在增强科学知识和战斗技能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精神修养和宗教信仰，争取成为一个纯洁的、思想和行为端正的、知识渊博的穆斯林楷模。他还强调军队官兵们本着创造精神并利用当代先进技术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有高尚思想、有熟练技术、有伟大抱负的年轻士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军队，效力与国家。2008年11月27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时指出，这支队伍的任务非常复杂并具有水陆两栖作战的性质，所以他要求指挥官们要用现代装备来武装这支军队。

  （6）武装力量的壮大，是国家的永久秘密武器：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维护伊斯兰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维护伊斯兰价值观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武装部队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还强调：和平与重建时期武装力量的提升和战争年代一样重要，军队战士要把做好战斗准备放在第一位，把军队的重建工作放在第二位。他嘱咐这支部队的工作人员要做好准备进行组织转型，以避免失去军人应有的责任感。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和平年代对武装军队带来的害处，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一再嘱咐军队官员们：即便是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军队也一定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军人一定要让伊朗人民感受到他们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武装力量的威慑措施能够阻止那些反对国家实现伟大目标和愿望的破坏分子。1998年10月18日，在慰问烈士家属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道：“当一些纯洁、虔诚的年轻穆斯林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他们非常悲伤，因为他们觉得为国捐躯成为烈士的大门已经关闭了。为安拉的正道奋战是通往天堂大门的方式之一，当然在战场上的战斗也是为主道奋战的方式之一。” 革命领袖认为，边境的安全和超越国界的政治和文化动机是伊斯兰国家在边界行使其主权和控制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些边界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的边界，所以立场必须要坚定。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国防和军事事务中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阐述如下：

  （1）整合伊斯兰革命各委员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各警察总局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各宪兵队力量，组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警察部队：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执法机构的职责重叠，统一执法机构的意见和做法，建立内部和边境的安全以及节约费用。整合计划需经伊斯兰议会批准并由宪法监护委员会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确认后才能实施。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这支部队会给伊朗民众产生安全感。

  （2）组建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对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进行大力支持的军事和执法机构中，革命卫队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而且这支军队被他看作是革命事业的主要支柱。他认为是这支军队担负起了战争年代最艰难时期的一切重担，这支军队的力量是伟大的安拉赐予的，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安拉赐予这支军队的另一个礼物是这支军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圣战美德（演讲，1993、9、16）。

  （3）军事演习：进行军事演习的目的包括：展示武装力量的威力，震慑威胁的能力、以及保持部队准备就绪的状态。1995年6月15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名为“阿舒拉”的军事演习中向全世界宣布：伊朗不是一个侵略、腐败、压迫和不义的民族，同时他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包括军事威胁、原子弹威胁和其他威胁（演讲，1995、6、15）。1996年5月24日，在接见参加军事演习的革命卫队官兵时他高度赞扬了这次军事演习的革命性和建设性，同时他希望这次演习的结果能对这支武装部队带来更多的益处。在他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不会对国家和民族带来任何威胁，因为这支部队的职责是对付侵略者。1997年9月27日，在名为“佐勒菲卡尔宝剑”的军事演习中，军队权力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最大力量，但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军队力量的普及性和实用性，以及他们的自给自足和发挥的作用是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源泉。

  （4）成立三军参谋部，改变某些组织名称：在伊斯兰革命初期，伊玛目霍梅尼本人担任了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但是后来因为他处理的事情太多，担负的责任重大，于是他下达了成立总参谋部的命令。在战争后期为了能更好地协调武装力量和支持伊斯兰政府，成立了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该武装部的职责是对军事力量进行指导、监督和制定军事决策。

  1990年3月12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以总参谋长的身份接见了总参谋部的各位军官，设立这个参谋部的主要目的之一协调军队与革命卫队之间军事力量，并对军队进行总体指导。他从这两个军事组织的优越性以及职责方面对该参谋部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并表示该参谋部是两伊战争后期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中心。1991年1月11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与高级军警指挥员的会晤中表示指挥部是武装力量和精神事务的主要核心。1991年1月15日，他向赛义德•哈桑•菲鲁兹阿巴迪中将和穆森•雷扎伊中将下达命令，将“三军总参谋部”和“革命卫队总参谋部”的名字分别改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联合参谋部”（任命书，1991、1、25）

  （5）军事训练：武装力量（军队）的有效性是教育和培训课程的一部分，所以军队的教育核心和教育内容以及提高军人的觉悟性，是高级军事指挥官和军队负责人最重要的任务和关注点之一。武装部队总司令认为战场是一个让军人时刻获得经验、让军队力量逐渐变得更加强大的地方。他强调以军事行动为基础来制定军事教育内容（演讲，1989、10、5）。1990年11月19日，在航空大学追悼办公室他向这所大学的教授们强调了获得真正进步和胜利的三个秘诀：继续勇往直前、重视教育质量、坚定自身和学生们的信仰。1991年2月7日，在接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官兵时，他建议他们继续进行定期的组织性素质教育，把捍卫范畴定义为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责任，并强调了潜伏在人民内部敌人的危害性。1991年10月30日，在军官大学演讲的时候，他声称该大学是让人满怀期望的、培养军事人才的一所大学。1997年11月21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接见这所大学指挥官和大学生时表示，他关注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因为该大学在捍卫、精神、神圣和威严中融合了科学、军事和刚强三个基本点。2001年5月3日，在与吉兰省武装部队指挥员和工作人员的会晤中，他强调通过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提升经验等级等各种方式来提高军队的效率；并提醒第四区的各所海军大学以及部分军校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努力，以此提高和加强军队的动力、精神、信仰和学术能力。

  （6）建立全军指挥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指挥部对三军有指挥权，这一权利是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1998年9月赋予的。在此之前，总司令与三军指挥官的任务是协调和指挥三支部队。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建立军事指挥部的原因，是为了集中和独立军队的指挥权，以此来提升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在建立该指挥部之前，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联合参谋部主席是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而军队的第一任指挥官是阿里•沙赫巴兹中将，2000年5月该职位由穆罕默德•萨利米中将担任，到了2005年9月，中将埃塔拉胡•萨利赫接管了该职位。

第八节  法律和司法事务

  根据1989年宪法第一百一十条，最高领导人有权任免司法机关负责人，赦免或减轻对被定罪人的处罚也属于这一职位的管辖范围。伊斯兰革命领袖在担任这一职务的初期就确定了改善国家司法制度的原则和方向，并阐述了必要的指导方针。他表示司法部门的基本原则是：执行教法权利、主持公道、反抗压迫与不公正、司法与司法机关的改革与独立、打击国家的行政腐败以及贿赂、不干预司法的政治倾向、营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安宁感、坚定不移地进行行为和信息传达以及宣传方面的工作等，并在不同的场合，向司法当局解释和阐述了他们的职责和工作范畴（演讲，1989、6、28）。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司法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力是健康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和伊斯兰社会的所有机关和机构也将变得更加健康（演讲，1989、6、28）。

  伊斯兰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就是实现正义。根据伊斯兰教法，秩序和正义的管理者应该与社会生活中需要的秩序和正义一样重要。因此，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替了伊玛目马赫迪隐遁时代的教法权威可以授权司法部门负责人进行遴选法官，对于法官的委任、通告方式、措施和指导方针，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总结如下：

  1.对压迫者的处理：处理压迫者的压迫行为是司法机关的本职工作和主要任务之一。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司法机构可以在合法的工作范围内打击侵犯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并表示司法机关的执法不公正和不作为会导致司法机关和其它国家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走向腐败。他期望伊斯兰制度下的司法机关能够为遭受压迫的伊朗人民伸张正义，通过诉诸这个机构来获得他们正当的权益，并防止司法系统中出现执法人员实行暴政的现象以及随时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演讲，1994、6、27）。1995年6月28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接见和司法机关各官员时阐述了司法机关的职责、尊严、改革和打击压迫与犯罪等诸多问题。在1999年6月28日，在会见司法机关官员时他表示，司法部门应该全面打击压迫与剥削，并阐述了司法部门走向伊斯兰化的必要性。2000年6月28日，在会见司法部门官员和殉难者家属时他表示：监督和预防犯罪、保障公正和安全是司法机关为国家各机构做出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并把敌人对革命的强烈敌意看作是提升和考验伊朗人民信仰、团结、忍耐力的一种方式。2005年6月28日，在会见司法部门负责人时他表示，伊朗人民克服的重重困难、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强有力地挫败敌人策划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阴谋充分说明：伊朗伊斯兰革命这棵参天大树根基牢固，生命力顽强。伊斯兰革命领袖还认为，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道路坎坷，但只要根基健康扎实，就能够在狂风暴雨中茁壮成长。

  2.司法事务应交付于有能力之人：伊斯兰革命领袖认为应该把司法事务交给那些有责任心的人，并强调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司法部门的工作，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和能力才可以。1991年6月26日，在会见法官和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指出，法官群体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应该具备应有的科学知识、道德和技能，并要求他们遵守司法领域内的伊斯兰规则和标准，主持正义，因为正义是国家法律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1997年6月28日，在与司法机关负责人会晤时他表示，司法机关是法律运用和执法的保障者，其作用是阻止新阶层的出现以及财富的合理利用；同时他表示司法部门的奠基人沙希德•贝赫什提博士是一个拥有独特人格的伟人，是科学、美德、虔诚、明智的结合体。1998年6月28日，在司法机构官员会议上他表示，司法机关是一个保障司法安全和司法公正以及有效执法的制度体系，任何人不得蓄意破坏这个制度和体系。2002年6月26日在与各位法官的会晤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表示，一个法官在面对犯罪时应该具备觉悟、智慧、理智、逻辑推理以及勇气等特点，并指出法官的判决应当严格执行，只有这样各级司法部门才能捍卫司法的公正性。2004年6月28日，在司法机关会议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再次强调了司法的公正性，并提出司法机关不应受制于财富、官僚主义、起诉和诽谤等因素的影响，充分实现司法公正。2007年6月28日，在会见司法机构官员和司法人员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指出，司法机构的最重要职责是创造稳定局面、对违法法律者采取果断态度、主持公正与正义、反对蛮横欺凌和机会主义者；并指出严厉打击经济腐败分子才能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他反对以经济不安全的理由来对付这些腐败分子的想法，正确对待经济腐败分子的问题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活动安全的保证。2010年6月28日，在会见司法机关官员和执法人员时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表示，司法部门是伊斯兰体系中非常敏感的部门之一，所以在没有偏离正义和公平之路、不受任何政治因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公正的裁决，这是伊斯兰制度下司法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

  3.以伊斯兰标准主持正义：正义的主持是每个政府长久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在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哈梅内伊要求司法当局要确保各个司法部门的诚信以及公正执法的速度和简单化，而且他认为这对实现司法正义至关重要。

1989年6月28日，在慰问四•七事件烈士家属和司法官员宣誓仪式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表示司法是衡量社会的标准，是对人民主权和义务的保证，而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改良取决于其理想的表现（圣训，150，152-153 / 1）。1990年6月25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会见司法部门领导人和部分官员的讲话中指出，司法部门的所有官员和执法人员应该以伊玛目阿里（愿主赐福之）为榜样。他认为，处理案件的速度和深度是司法机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圣训，312-313,316 / 4）。2003年6月28日，在会见法官和司法机关人员时，他嘱咐他们在执行司法事务时一定要坚定信心，主持司法公正，遵循司法标准和规则（演讲）。2003年3月21日，在司法官员会议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加强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警惕性的同时，还强调要保证这个部门是一个没有任何缺陷和问题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演讲）。2008年6月25日，在司法部门召开的会议上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取得最佳水平的进展、力图缩短审判裁决和执行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部门内部存在的缺陷是司法机关应该关注的优先事项。他认为拘留政策是一项很好的司法规定，同时他还表示，监狱的存在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合理的管理方式下，监狱可以变成一所好的学校（演讲）。

  4.任命：司法部门的任命分两个部分进行：

  （1）司法主席的任命：1989年8月15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命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亚兹迪为司法机构主席，在任命书中他要求亚兹迪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组建一个主持公正和正义的、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司法机构；在推进司法事务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司法机构内外的各种有利因素，如信仰、科学以及承诺（任命书，1989、8、15）。

  1994年8月14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再次任命阿亚图拉亚兹迪为未来五年的司法机构主席，在任命书中他指出，这个机构是否健全、权力是否完整将会影响到伊斯兰体系中所有国家机构的健全、所有公民生命的安全和正义事业的传播（任命书，1994、8、14）。

  2004年8月14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命阿亚图拉•沙赫鲁迪为未来五年的司法机构主席，就像以前一样，他在任命书中强调在组建强有力的司法机关时，一定要把时间安排、执行情况以及有效可行的教育因素考虑在内（任命书，2004、8、14）。

  2009年8月15日，阿亚图拉萨迪格•阿姆利被任命为司法机构主席，在任命书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希望通过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去实现该机构的繁荣与发展（任命书，2008、8、15）。

  （2）其他司法机关负责人的任命：1990年1月3日，宗教特别法庭检察官阿里•法拉赫扬辞职以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命宗教学者穆罕默德•穆罕默迪•雷伊•沙赫尔担任检察官一职。在宗教学者在指导人民的作用和国家事务的一致性问题上，他强调对违背和偏离了正义的神职人员应该采取相对的惩罚措施，对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宗教人士要根据伊斯兰教法进行果断的查处和判决（圣训，113 / 3）。

  1991年1月29日，宗教学者贾法尔•穆塔兹利、卡兹米•塞蒂格以及侯赛因•达迪格尔被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指派到国家司法机关进行检查，并要求他们向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提交检查报告。

  1998年12月16日，著名宗教学者穆赫辛尼•埃热伊被任命为宗教特别法庭检察官。在任命书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表示，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捍卫宗教人士和宗教学院的尊严和神圣性，并对恶意诋毁宗教人士声誉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任命书，1998、12、16）。

  穆赫辛尼•埃热伊辞去宗教特别法庭检察官一职后，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命宗教学者穆罕默德•萨利米担任这一职务。在任命书中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强调要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和规则，严格执法，在遵循和颁布司法法令的过程中防止极端主义现象出现。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推动司法机构的建设，所以有必要在短时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方案。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加强宗教性的司法裁决，除非判决受宗教法学家仲裁，否则颁发判决书的法官不必担心。司法机关的权威以及公众对社会运作信心的增加，是伊斯兰革命领袖对司法机关的其他要求和期待。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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